盘点群体性事件：启动政改才是正道

    维稳体制不可持续
　 启动政改才是正道
　　
　　彭晓芸
　　
　　6月29日，广东中山“沙溪警方在线”的官方微博发出悬赏20万的公告，寻找沙溪局部骚乱的组织者、打砸抢者线索；还是6月29日，由四川什邡宏达集团投资104亿元的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四川什邡举行，该项目是什邡市历史上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本地电视台隆重报道项目开工典礼的次日，什邡发生了连续数日的抗议活动。
　　
　　广东中山一案起因于重庆籍少年和沙溪本地少年的冲突，继而引发骚乱；什邡一案则是一场居民抗议钼铜项目的维权运动。从公民自媒体发布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来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血冲突。
　　
　　群众事件发生频仍
　　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这只是两个近期的个案而已，但却可以大胆地说，当下中国已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密集发生之后的质变期。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2005年一度下降，但从2006年起又开始上升，最近五年来更是在规模和类型方面有新的变量。
　　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项目的大规模集体“散步”（为规避新闻审查，大陆民众以“散步”指称“游行集会”）、大连反对PX项目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这其中，有诉求模糊的大型集会（多数演变为骚乱），也有诉求明确的反基层政府腐败的政治抗争以及同样诉求明确的环保运动，还有劳工纠纷。尽管这些集体行为类型不同，但它们都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表征，指向的是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积怨，如果未能有效释放这些社会能量，基层社会治理将面临信用破产的危险，进而威胁威权体制的稳定。
　　针对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的“维稳体制”也紧绷到了一触即发、濒临崩溃的边缘。
　　
　　“维稳体制”烧钱
　　将受经济增长制约
　　
　　中国维稳体制所维系的这种稳定被学者称为“刚性稳定”，与“韧性稳定”相对。也就是说，依靠强力维稳的社会稳定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维系这种稳定的要素产生变化，那么，过去被强制手段钳制的社会矛盾将会集中爆发，社会治理的局面将更加被动。
　　
　　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维稳体制的强力手段，首先靠的是可观的维稳经费来维系。每一次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出动警力，都是地方财政的一次“出血”。
　　
　　根据乌坎事件中流传出来的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内部讲话视频透露，警力经费支出是由地方政府买单的。而目前地方财政所依赖的土地增值及地方经济产业结构，都存在着内在的局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经济发展停滞，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根基将受到动摇，强力维稳困难度将增加，恐将出现维稳队伍指挥不动的尴尬局面。
　　
　　近年来广东出现的城乡结合部局部冲突、小规模骚乱已经昭示着经济增长面临放缓、停滞的发展低谷。这是产业结构发生转移的必然，而广东作为三资企业最为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自然是“春江水寒鸭先知”。因此，表面看来，尽管新塘、沙溪骚乱呈现为本土与外来工的族群冲突模式，但其内在核心仍然是经济问题。广东吸纳外来农民工的历史由来已久，过去并没有产生这种剧烈的土客冲突，也一向被誉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一般认知上，“广东不排外”早已名声在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就开始出现了近年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情况，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困顿，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诸如广东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便出现大批农民工失业或返乡。
　　
　　然而，困难在于，“二代农民工”不同于“一代农民工”，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是几乎回不去的一代。“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回乡还能务农、自在生活，很多的二代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他们也不会种田，爱打游戏，时髦但经济不宽裕，崇尚消费主义，追求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元。吊诡的是，城市也并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们，户籍屏障、教育培训机制、医疗社会保障，没有哪条能够为他们的转型和上升空间做好铺垫，在此情境之下，一旦经济萧条，他们容易陷入绝望。
　　
　　调研广东的多起局部骚乱，跟“二代农民工”或失业滞留城市，或开工不足、收入增长停滞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而城市在福利保障方面经由户籍屏障将这些打工者排除在外，基层治安管理的治理方式粗暴，对外来工多有盘剥，这些矛盾在累积，因此，往往一点点小火苗也能燃起社会怨恨的大火，沙溪冲突就有人无奈地戏谑是“一个芒果引发的血案”。此类诉求不明确的群体事件，学者于建嵘称为“泄愤型群体事件”。
　　
　　地方治理模式落后
　　跑不赢自媒体时代
　　
　　乌坎事件的妥善处理引起多方面关注，有人希望推行乌坎模式。有评论乐观地评价说：“乌坎农民今年1月～2月进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进一步说明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广东不采取行政压制，而采取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方式来化解社会冲突，改变了目前中国由上往下实现强制管理方式，为中国协商民主化道路点明了一个新的方式。”
　　
　　然而，可能不少人忽视了抗争政治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组织能力、动员方式可能影响着官方的处置方式。根据我的了解，乌坎所在的潮汕地区，其乡村格局与诸如湖南湖北等内地乡村生态可能很不一样，这恐是乌坎模式推广时会遇到的问题。
　　
　　由于宗族社会的强大，乌坎村民实际上避开了官方一直压制和警惕的公民自组织管制管道，通过宗族事务、乡村礼俗的日常共处，建立起了村民自治的权威和领袖人物，而不是等到了维权运动发起才临时寻求维权领袖或者干脆就没有组织者，陷入混乱无序。乌坎的有理有节有据抗争模式，乌坎维权领袖坚韧的人格魅力都在动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连潮汕妇女拜神的日常礼仪，都在抗争运动中转化为一种令官方不得不屏息凝视的抗争剧码。
　　
　　上述特质和条件，在年轻人和男人都外出打工的内地“空巢乡村”，恐怕不多见。正如台湾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们所言的，“运动作为一种自我教习”，需要在长期的自组织自治练习当中获得。而空巢乡村几乎失去这样的机会，他们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人口红利优势的一颗螺丝钉。
　　
　　观察近日的什邡事件还可以看到，抗争运动中，除了维权者的技术含量高低之别，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的治理思路，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什邡政府网站发布的致公民的公开信中，出现大量诸如“别有用心”、“包藏祸心”、“捕风捉影”、“鼓动”、“不明真相”、“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革命年代的词汇，可以说，基层政府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革命党遗留下来的那套时时刻刻紧绷着一根“敌我矛盾”的弦。即便来到了新媒体微博，什邡公安局发布的通告，依然组织策划抗议行动定性为“非法集会”，表示将要“严厉惩处”。
　　
　　对于维稳体制来说，几乎不需要区别合理诉求的维权运动与泄愤型的骚乱，只要有集体行动，官方的逻辑很容易想到政治对抗、敏感事件，地方官员害怕被追究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责任，为保乌纱帽，强力压制往往成为首要选项，什邡警方也承认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等非致命武器驱散人群。从当地公民自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也的确有部分民众受伤。
　　
　　让民众练习表达
　　维稳焦灼方有解
　　
　　观照台湾社会，台湾的社会运动走过一条曲折艰辛的道路，真正的转折期在于民主化。
　　
　　民主化改变了抗议行为的意义，抗议成为常态的社会现象，而抗议处理也从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仅就环保运动而言，台湾“环保署”在1994年曾经承认，“动辄以危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会安全为由，让行政院紧急公害纠纷处理小组任意介入，则将引起诸多疑问，甚至造成激化公害纠纷事件，以争取政府高层重视的反效果。”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事件，台湾的官员在民主化之后逐渐意识到，例行处理才能避免环境抗争演变成为政治事件。

　　这一思路对大陆的社会治理应当是有深刻的启发的。
　　
　　在群体事件高发持续近20年的今天，执政党应当清醒意识到当前的困境，来自于合法性危机。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所分析的，在一个以法理实现政权合法性的国家，诸如英国发生的骚乱，政府即便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也不会危及执政合法性，依然得到主流媒体和社会精英的认可。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采取暴力手段抗议是非法的”有着普遍的社会共识，而在转型中的中国，反抗力量一直在美化暴力，认为暴力对于威权政府是一种合理抗争。这便陷入了对峙和社会治理的恶性循环。
　　
　　因此，启动政治改革，还自由予民众以练习表达社会抗议，是化解当前维稳体制僵化胶着局面的唯一选项。如果中央政府不考虑推动政治改革，不考虑如何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主流媒体重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频发的群体事件，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使中国完成良序的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
　　
　　《新新闻》专栏 1322期2012年7月4日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匪夷所思”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这一天叫“头七”，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轮番轰炸”、对“中国高铁模式”的反思，在官方看来犹如“脱缰的野马”，非拉回来不可了：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月30日凌晨，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至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无奈的抱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温州没有奇迹”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该报此举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闯红灯”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在微博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并骄傲地提醒读者：“看清了，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而是最终开印的”。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大崩溃”为题的封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高铁利益共同体”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发生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抗命”。网民们在微博上为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勇敢”致敬，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他们前赴后继，为新闻自由付出了诸多个人代价，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失灵”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10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除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涉及第二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关键因素：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感同身受”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评指出，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应对公共危机显得“笨拙”，继而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在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值得体味，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体制性拘谨”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后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摘要：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关于媒体人抗争哲学的三言两语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此说拿来解读媒体人被再三打压为何不抗争，甚有道理


我不幸进行过很小很小的抗争实验，但这种抗争，除了特别特别挚爱的同事，小团队支持我，基本上，抗争是让你孤立的。甚至于包括不相关的同行，也会孤立你，他们有一种自辩逻辑，首先是丑化抗争，将抗争视为高调，张扬，炒作，排斥你，厌恶你。


然后，他们构筑一种低调的美学，为不抵抗进行辩护，说那是风轻云淡，是襟怀开阔。抗争的人，反而成为了斤斤计较了。可是，谁又知道，抗争是放弃交易的，恰恰是损失经济利益的。


他们认为抗争了损害品牌，内部人也会给予压力，让被辞职的人不要抗争的。有些离职的人还得进行悲情辩护，为组织说话，为品牌说话。就是说，很多人已经迷信品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受不了报社被批评，连被议论都不行。其实，和党国体制已经同化了。


实际上，我从来认为离职跟品牌两回事，如果真是上面干的，跟品牌没啥关系。


关键还是在于这种事件是组织进行过一定的抵制和努力之后无奈面对，还是这个组织内部就在借机搞权力斗争。如果是后者，尤其是无能者、小人倾向于趁机搞走一个团队里较有业务实力的人，那么，这个组织恶质化，出品质量下降即是必然的。如果是前者，抗争之后走人，后来者仍然秉持职业理想，那么，品牌依然是靠具体的作品来支撑起来的。


抗争是为了从业的后来者，谋求明规则，拒绝和抵制潜规则，增加透明度，增加打压成本。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谋求政治资本。实际上，这种虚拟的政治资本毫无价值，媒体人并不是政客或政治活动家，区区一个离职事件，不能让个人增益半分。你的能量，依然在于你的言论和作品，而这些，是需要靠实力的，不是靠忽悠，需要诚实地面对业务上的不断学习，长进。

法广访谈：从王克勤事件看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

8月10日播出的法广采访，我一直没看到。
存档。里面有个别错字。抱歉，不更正了。

从王克勤事件看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访彭晓芸

作者 瑞迪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记者王克勤领导的调查部被宣布取消。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还是市场化转型的必然？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向本台谈了她的观察和看法。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宣布取消，多年领导调查部工作的资深记者王克勤的个人命运也不甚明朗。这一消息立即在媒体间和网络上引起特别关注。

王克勤素有中国打黑记者第一人的名声。过去十年间，他和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团队曾先后揭出诸如北京出租车行业内的垄断、河北定州圈地活动中的黑社会、河北邢台艾滋病疫情、山西问题疫苗等一系列具有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调查。获得荣誉的同时，也触怒不少官员和地方势力。

王克勤和他的团队被“连锅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王克勤本人十分低调，不曾公开就事件原委发表评论。但这更让舆论萌生种种猜测。在近期中国政府加紧压制公民社会多元声音的大背景下，这一事件是否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７月２０日呼吁《中国经济时报》领导层做出解释。但是，也有中国媒体人在关注王克勤及其团队人员命运的同时，希望不要在其中原委尚不明了的情况下过度解读。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正在台湾参加学术活动的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请她谈谈对此事的观察和看法。

王克勤：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

法广：请首先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王克勤其人其事

彭晓芸：我觉得，王克勤在这个年纪（４７岁）还继续坚持在一线做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比较少见。他是一个还非常有新闻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现在，中国大陆的调查记者普遍都是小年轻，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大部分都在35岁以下。因为，中国大陆的媒体状况是，要么晋升，要么转行，去做别的工作，缺少鼓励专业上的荣誉感的机制，专业上的鼓励机制和成就感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这样做的媒体人并不多。

他一向主要关注比较基层的、底层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

法广：王克勤的努力在中国官方舆论中还是得到过肯定。2002年，他曾经入选传媒杰出人物。怎么看他今天境况的改变呢？

彭晓芸：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此前写的那篇文章里所说，不要泛政治化解读。我觉得，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并没有一个突变的过程。他本来也就属于体制比较容忍的面向社会底层、基层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调查。这些调查涉及到比如疫苗事件、出租车事件……都是非常基础的社会现象调查。这些调查本身在业界也存在多样化的结论，或者说多样化的业务上的争论。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他突然被政治打压，或者是他在政治上突然变得激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原因。

法广：面对媒体人和网络上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中国经济时报》做出解释，说这只是向经济类报道转型的一个必要的内部调整。调查性报道和一个媒体的市场化转型是否矛盾呢？

彭晓芸：我留意到去年5月时，王克勤上一任领导包月阳已经被调离社长职务。我不敢武断地判断，但是我觉得似乎是他们整个报纸（处于）在转型、在调整的状态。我不太清楚。当时包月阳被调离时，有人说涉及山西疫苗（报道），因为是他签发了相关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使他当时有压力，因为当时山西卫生厅曾指责报道不实。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事件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链条导致了王克勤的处境，是不是还是那个事件（疫苗事件）的后遗症―完全不不可能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下判断。也可能这确实跟政治原因无关，就是想转型。因为现在媒体普遍处境不好。你想想看，根据公开披露出的消息，王克勤的工资非常低。所以，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媒体确实有可能希望转型，因为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国经济时报》，他们是不是想转向财经报道？王克勤所做的一直是社会调查，这种调查是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当然，它可以带来一种品牌效益。但是，《中国经济时报》似乎也并没有最大化发挥这种品牌效益。读者一般赞赏王克勤，但并不太了解《经济时报》的其他报道，或者其他方面表现如何。

《中国经济时报》的声明确实提到他们希望转型财经报道，希望向市场化转型。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非常难以下结论。

法广：那么，在媒体纷纷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王克勤这些年推动的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如何？

彭晓芸：王克勤此前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调查报道应该说是领导个人决策、给他很大很大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他甚至可以发几万字的文章，这在其它媒体都比较少见。其他综合类媒体一般不像他们这样偶然地操作，而是比较常规、制度化地操作，篇幅和调查记者的分工都比较专业化和常规化。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和其他综合性媒体，比如《南方周末》、《新世纪》等在专业路数上还是有一点区别。他（王克勤）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半年调查一件事。在其它媒体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王克勤这么多年始终愿意留在那里的一个原因。

暧昧局面令新闻人陷于被动

法广：那么，王克勤事件对于调查性报道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呢？

彭晓芸：这很难讲。因为，他所处的媒体本身也不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媒体。所以，很难以一个个案来说调查性报道的处境是变好了，或是变坏了。而且，这还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个案。现在我们只能是揣测，但是，揣测地去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说泛政治化解读也不行。但你说是利益的争斗，我也不敢这么讲。这就是我说的一种非常灰色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整个新闻圈子里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你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便大家向去为此抗争，也不知道方向。这是大家感觉比较悲哀的地方。

至于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其实对它有冲击的是微博时代。因为很多信息已经在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记者也会上微博，实时报道每一个环节，报道动态的资讯，这会导致读者将来是不是有耐心看数万字的长篇报道，而且，报道中的信息可能大部分大家都已经读过了。长篇的调查性报道如果再向前推进的话，可以比方说走一种精英读物路线，或者比如说可以做到像《纽约客》那么好看―《纽约客》有一个在中国的记者，经常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写的文本非常好看。现在也有媒体在这样转型。像《南方人物周刊》的转型，至少是值得期待的。他会让记者做大量采访，而且，也在谋求更全球化的视野和姿态。所以，从专业化程度上来讲，我估计《中国经济时报》的条件没办法同这些杂志类的、而且是有一定积累的媒体相比，包括《南方周末》―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市场化转型驱使下，党媒出现话语“双轨制”

法广：在舆论导向的大前提下，媒体的市场化会是怎样的发展前景？

彭晓芸：市场化其实有几个纬度。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市场化其中也包含着要向读者妥协，要讨好读者。要讨好读者就必须赢得民意。我观察到，即使是有些党媒，就是机关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这些媒体在报道上可能没有什么长进，但是，可能在评论部分，在政治话语表述上，也出现了一种我说的一种“双轨制”，变成好像是有多声部的唱和。他也许今天发一个措词严厉的评论，明天又发出一个大家要倾听的沉默的声音，让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因为这些党的媒体其事也面临市场化未来的预期―所有的媒体可能都面临市场化和企业化转型。

法广：这种转型是不是也就会推动中国媒体比较独立的发展呢？

彭晓芸：一方面独立运作，是好事情，媒体要向民意妥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完全市场化之前，存在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间，这又有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有时候为了利益，那政治做为谋求利益的说辞、借口。比如，媒体要上市、突然要调整的时候，也许领导告诉你：为了政治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你离开，要辞退一些人……这个时候，即便他简单告诉你是一种调整，外界肯定会猜测是政治原因。但如果你问领导，他也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最多告诉你他压力很大……这些模糊的、暧昧的说辞导致媒体的经营者其实有巨大的操作空间：今天他也许是为了利益，让你以为是政治打压，顶不住压力；明天可能是为了政治，牺牲一些利益。所以，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一种多方面矛盾交叉的状态

站着把新闻做了：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

站着把新闻做了：

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彭晓芸

见到徐璐时，像她创办的民间基金会的名字「台湾好」那样，我想到的是「徐璐好」。

你已经想象不出来，她是一位在20几年前奔跑于一线的新闻记者。1987年解严后，她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身份首访大陆，这趟被誉为「等了38年」的「破冰之旅」令她一夜成名。成名的徐璐随后却选择了赴美深造，此后，她的职业履历上依然有着令人骄傲的纪录，台长、总经理等职位显示她是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典范。2009年，徐璐离开新闻界，选择了创办民间基金会的全新人生旅程。

岁月很宽厚，今天的徐璐娴静优雅而洒脱，让人艳羡，我脱口而出自嘲，20年后，我肯定变成不能见人的老太太了，徐璐说：我看见过去的我，那个时候像你们这样，为新闻理想而充满了斗志。

一周之后，我在新浪微博看见这样一条消息：「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着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回老家，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

过去这一周，我也时常在台北的旅馆里，对着计算机屏幕发呆，继而失声痛哭。我完全明白令那位男性记者近乎崩溃的，是怎样一种悲愤无力焦灼的情感。

就在7月30日的凌晨，通过微博，我仿佛置身久违的办公室，桌上躺着各式白色的小样、黄色的大样，我和同事们、实习生们等待着它们的命运----或顺利出街或进入废纸篓。这一天，是温州动车事故罹难者的「头七」，按照华人世界的习俗，这是一个招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动用了最好的力量，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来纪念事故的逝者，继续拷问着真相。

大棒高高举起，宣传指令没有放过这个特殊的日子。编辑记者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像鱼儿冒泡一样爬上微博，或无奈地抱怨或愤怒地抗议。一位身处广州的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也有呼吁勇敢突围的，媒体人阿丁在早前就已经呐喊，「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无需等到天亮，答案已经陆续揭晓，有无奈服从指令，撤下报导的，也有绕过禁令，坚持到付印一刻的。被撤的版面在互联网上已经流传开，网民争相存盘，见报的版面也被提前透露并骄傲地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在不同的坐标系上有着不同的解析。有人说大陆媒体人只有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一点点骨气，诸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2010年的上海大火，有人说长歌当哭，没办法，要为数千员工的饭碗考虑。

我时常不敢妄言评价我的同行们，每一个个体的时间表和能量不同，所为也必然有所不同。超出或远远低于自己能量的，前者过于勇敢，后者过于犬儒。勇敢与怯懦，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而是跟自己的时间轴相比。从这个维度来说，2011年这一场新闻业的集体抗争，必然载入新闻史。

但我也还是情不自禁被空间意识拽着走，往往忍不住要从同是华人的台湾同行身上观照：我们究竟缺了什么。台湾新闻界的同行走过不寻常的追求新闻自由之路，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抗争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今有了各式各样的自治组织，无论是着重于维护记者劳工权益的记者协会，还是着力于提升新闻质量的卓越新闻奖，抑或致力于媒介批评、打造媒介素养的媒体改造学社，多元共同体协力并存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社会转型之后，新闻人何为？徐璐是一种答案，能做的当然不仅仅只有新闻业本身。台湾好基金会致力的，是在地文化的扶助和建构，老阿玛的手工制包包、老木匠的旧时器物，通过故事和文化的塑造，被他们经营成一种「台湾好」的象征。

而对大陆来说，还仅仅处在一个底线共识的谋求阶段，《经济观察报》那篇得以发表而且至今还在其报社网站安全存在的文章——《做有良知的媒体》，几可视为一篇媒体人底线共识的宣言：「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我时常厚着脸皮鼓噪的媒体人之“价值共同体”无外乎如此而已。

                                              《旺报》2011年8月7日--陆媒新视界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彭晓芸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在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十年来从萌芽走向了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说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在线（online）的公共空间，在当下当无疑义甚至显得极为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社会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这种看起来已经非常蓬勃的多元交叉网络社会运动，会面临鸿鹄折羽的命运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络社会运动这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否想象，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部门干部，抗议者和诉求对象，甚至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开对话，而受害者、事件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微博的威力来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为了此次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络社会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此前，杨峰问责政府时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视频影像在微博广为传播，人们同情而又赞赏这位公民展现出来的现代公民意识。随后，杨峰真的来了！上了微博的杨峰给自己注册的ID是“杨峰陈碧”，陈碧是他痛失的太太的名字。有些网民希望杨峰持续抗争，为所有罹难者也为社会公义而发挥作用。但杨峰坦承：“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对不起大家，我自私了，我必须要为我死去的老婆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留了他,就是在给我机会去照顾他，我一定要做到，再次表示对你们的歉意。”网民多表示理解和宽慰，并接过持续抗争之棒，继续表达对真相的诉求，对救援不力的不满。
这样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封闭式的行动组织空间，它变得没有组织而多元交互依赖。这既扩展了抗争者的话语空间，但同时也方便了动态追踪甚至监控、防范，可以说，微博当前的技术条件让这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着透明、多元、无中心无组织的原生态，使得动员机制和抗议机制几乎同步生发。

管制微博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从熟悉“交通规则”到“驾车上路”，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真如广东政府所鼓励的，真正要发展民间组织，培育社会力，退出全能政府的超政府职能，需要各方条件的支持，其中，必然也包括社会舆论的鼓励，包括诸如微博广场的发育和锻炼。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远景，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络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络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它管道谋求出路。实际上，对于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局部的骚乱和暴力冲突一直在悄然发生，与温州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有关于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的事情也在传播，这是又一起可能会引起民意沸腾的事件。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联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这些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当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旺报》陆媒新视界 2011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