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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克勤事件看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访彭晓芸
作者 瑞迪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记者王克勤领导的调查部被宣布取消。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还是市场化转型的必然？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向本台谈了她的观察和看法。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宣布取消，多年领导调查部工作的资深记者王克勤的个人命运也不甚明朗。这一消息立即在媒体间和网络上引起特别关注。
王克勤素有中国打黑记者第一人的名声。过去十年间，他和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团队曾先后揭出诸如北京出租车行业内的垄断、河北定州圈地活动中的黑社会、河北邢台艾滋病疫情、山西问题疫苗等一系列具有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调查。获得荣誉的同时，也触怒不少官员和地方势力。
王克勤和他的团队被“连锅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王克勤本人十分低调，不曾公开就事件原委发表评论。但这更让舆论萌生种种猜测。在近期中国政府加紧压制公民社会多元声音的大背景下，这一事件是否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７月２０日呼吁《中国经济时报》领导层做出解释。但是，也有中国媒体人在关注王克勤及其团队人员命运的同时，希望不要在其中原委尚不明了的情况下过度解读。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正在台湾参加学术活动的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请她谈谈对此事的观察和看法。
王克勤：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
法广：请首先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王克勤其人其事
彭晓芸：我觉得，王克勤在这个年纪（４７岁）还继续坚持在一线做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比较少见。他是一个还非常有新闻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现在，中国大陆的调查记者普遍都是小年轻，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大部分都在35岁以下。因为，中国大陆的媒体状况是，要么晋升，要么转行，去做别的工作，缺少鼓励专业上的荣誉感的机制，专业上的鼓励机制和成就感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这样做的媒体人并不多。
他一向主要关注比较基层的、底层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
法广：王克勤的努力在中国官方舆论中还是得到过肯定。2002年，他曾经入选传媒杰出人物。怎么看他今天境况的改变呢？
彭晓芸：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此前写的那篇文章里所说，不要泛政治化解读。我觉得，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并没有一个突变的过程。他本来也就属于体制比较容忍的面向社会底层、基层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调查。这些调查涉及到比如疫苗事件、出租车事件……都是非常基础的社会现象调查。这些调查本身在业界也存在多样化的结论，或者说多样化的业务上的争论。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他突然被政治打压，或者是他在政治上突然变得激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原因。
法广：面对媒体人和网络上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中国经济时报》做出解释，说这只是向经济类报道转型的一个必要的内部调整。调查性报道和一个媒体的市场化转型是否矛盾呢？
彭晓芸：我留意到去年5月时，王克勤上一任领导包月阳已经被调离社长职务。我不敢武断地判断，但是我觉得似乎是他们整个报纸（处于）在转型、在调整的状态。我不太清楚。当时包月阳被调离时，有人说涉及山西疫苗（报道），因为是他签发了相关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使他当时有压力，因为当时山西卫生厅曾指责报道不实。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事件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链条导致了王克勤的处境，是不是还是那个事件（疫苗事件）的后遗症―完全不不可能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下判断。也可能这确实跟政治原因无关，就是想转型。因为现在媒体普遍处境不好。你想想看，根据公开披露出的消息，王克勤的工资非常低。所以，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媒体确实有可能希望转型，因为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国经济时报》，他们是不是想转向财经报道？王克勤所做的一直是社会调查，这种调查是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当然，它可以带来一种品牌效益。但是，《中国经济时报》似乎也并没有最大化发挥这种品牌效益。读者一般赞赏王克勤，但并不太了解《经济时报》的其他报道，或者其他方面表现如何。
《中国经济时报》的声明确实提到他们希望转型财经报道，希望向市场化转型。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非常难以下结论。
法广：那么，在媒体纷纷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王克勤这些年推动的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如何？
彭晓芸：王克勤此前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调查报道应该说是领导个人决策、给他很大很大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他甚至可以发几万字的文章，这在其它媒体都比较少见。其他综合类媒体一般不像他们这样偶然地操作，而是比较常规、制度化地操作，篇幅和调查记者的分工都比较专业化和常规化。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和其他综合性媒体，比如《南方周末》、《新世纪》等在专业路数上还是有一点区别。他（王克勤）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半年调查一件事。在其它媒体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王克勤这么多年始终愿意留在那里的一个原因。
暧昧局面令新闻人陷于被动
法广：那么，王克勤事件对于调查性报道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呢？
彭晓芸：这很难讲。因为，他所处的媒体本身也不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媒体。所以，很难以一个个案来说调查性报道的处境是变好了，或是变坏了。而且，这还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个案。现在我们只能是揣测，但是，揣测地去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说泛政治化解读也不行。但你说是利益的争斗，我也不敢这么讲。这就是我说的一种非常灰色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整个新闻圈子里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你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便大家向去为此抗争，也不知道方向。这是大家感觉比较悲哀的地方。
至于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其实对它有冲击的是微博时代。因为很多信息已经在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记者也会上微博，实时报道每一个环节，报道动态的资讯，这会导致读者将来是不是有耐心看数万字的长篇报道，而且，报道中的信息可能大部分大家都已经读过了。长篇的调查性报道如果再向前推进的话，可以比方说走一种精英读物路线，或者比如说可以做到像《纽约客》那么好看―《纽约客》有一个在中国的记者，经常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写的文本非常好看。现在也有媒体在这样转型。像《南方人物周刊》的转型，至少是值得期待的。他会让记者做大量采访，而且，也在谋求更全球化的视野和姿态。所以，从专业化程度上来讲，我估计《中国经济时报》的条件没办法同这些杂志类的、而且是有一定积累的媒体相比，包括《南方周末》―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市场化转型驱使下，党媒出现话语“双轨制”
法广：在舆论导向的大前提下，媒体的市场化会是怎样的发展前景？
彭晓芸：市场化其实有几个纬度。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市场化其中也包含着要向读者妥协，要讨好读者。要讨好读者就必须赢得民意。我观察到，即使是有些党媒，就是机关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这些媒体在报道上可能没有什么长进，但是，可能在评论部分，在政治话语表述上，也出现了一种我说的一种“双轨制”，变成好像是有多声部的唱和。他也许今天发一个措词严厉的评论，明天又发出一个大家要倾听的沉默的声音，让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因为这些党的媒体其事也面临市场化未来的预期―所有的媒体可能都面临市场化和企业化转型。
法广：这种转型是不是也就会推动中国媒体比较独立的发展呢？
彭晓芸：一方面独立运作，是好事情，媒体要向民意妥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完全市场化之前，存在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间，这又有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有时候为了利益，那政治做为谋求利益的说辞、借口。比如，媒体要上市、突然要调整的时候，也许领导告诉你：为了政治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你离开，要辞退一些人……这个时候，即便他简单告诉你是一种调整，外界肯定会猜测是政治原因。但如果你问领导，他也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最多告诉你他压力很大……这些模糊的、暧昧的说辞导致媒体的经营者其实有巨大的操作空间：今天他也许是为了利益，让你以为是政治打压，顶不住压力；明天可能是为了政治，牺牲一些利益。所以，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一种多方面矛盾交叉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