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匪夷所思”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这一天叫“头七”，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轮番轰炸”、对“中国高铁模式”的反思，在官方看来犹如“脱缰的野马”，非拉回来不可了：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月30日凌晨，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至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无奈的抱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温州没有奇迹”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该报此举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闯红灯”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在微博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并骄傲地提醒读者：“看清了，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而是最终开印的”。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大崩溃”为题的封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高铁利益共同体”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发生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抗命”。网民们在微博上为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勇敢”致敬，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他们前赴后继，为新闻自由付出了诸多个人代价，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失灵”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10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除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涉及第二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关键因素：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感同身受”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评指出，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应对公共危机显得“笨拙”，继而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在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值得体味，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体制性拘谨”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后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摘要：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关于媒体人抗争哲学的三言两语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此说拿来解读媒体人被再三打压为何不抗争，甚有道理


我不幸进行过很小很小的抗争实验，但这种抗争，除了特别特别挚爱的同事，小团队支持我，基本上，抗争是让你孤立的。甚至于包括不相关的同行，也会孤立你，他们有一种自辩逻辑，首先是丑化抗争，将抗争视为高调，张扬，炒作，排斥你，厌恶你。


然后，他们构筑一种低调的美学，为不抵抗进行辩护，说那是风轻云淡，是襟怀开阔。抗争的人，反而成为了斤斤计较了。可是，谁又知道，抗争是放弃交易的，恰恰是损失经济利益的。


他们认为抗争了损害品牌，内部人也会给予压力，让被辞职的人不要抗争的。有些离职的人还得进行悲情辩护，为组织说话，为品牌说话。就是说，很多人已经迷信品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受不了报社被批评，连被议论都不行。其实，和党国体制已经同化了。


实际上，我从来认为离职跟品牌两回事，如果真是上面干的，跟品牌没啥关系。


关键还是在于这种事件是组织进行过一定的抵制和努力之后无奈面对，还是这个组织内部就在借机搞权力斗争。如果是后者，尤其是无能者、小人倾向于趁机搞走一个团队里较有业务实力的人，那么，这个组织恶质化，出品质量下降即是必然的。如果是前者，抗争之后走人，后来者仍然秉持职业理想，那么，品牌依然是靠具体的作品来支撑起来的。


抗争是为了从业的后来者，谋求明规则，拒绝和抵制潜规则，增加透明度，增加打压成本。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谋求政治资本。实际上，这种虚拟的政治资本毫无价值，媒体人并不是政客或政治活动家，区区一个离职事件，不能让个人增益半分。你的能量，依然在于你的言论和作品，而这些，是需要靠实力的，不是靠忽悠，需要诚实地面对业务上的不断学习，长进。

法广访谈：从王克勤事件看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

8月10日播出的法广采访，我一直没看到。
存档。里面有个别错字。抱歉，不更正了。

从王克勤事件看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访彭晓芸

作者 瑞迪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记者王克勤领导的调查部被宣布取消。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还是市场化转型的必然？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向本台谈了她的观察和看法。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宣布取消，多年领导调查部工作的资深记者王克勤的个人命运也不甚明朗。这一消息立即在媒体间和网络上引起特别关注。

王克勤素有中国打黑记者第一人的名声。过去十年间，他和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团队曾先后揭出诸如北京出租车行业内的垄断、河北定州圈地活动中的黑社会、河北邢台艾滋病疫情、山西问题疫苗等一系列具有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调查。获得荣誉的同时，也触怒不少官员和地方势力。

王克勤和他的团队被“连锅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王克勤本人十分低调，不曾公开就事件原委发表评论。但这更让舆论萌生种种猜测。在近期中国政府加紧压制公民社会多元声音的大背景下，这一事件是否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７月２０日呼吁《中国经济时报》领导层做出解释。但是，也有中国媒体人在关注王克勤及其团队人员命运的同时，希望不要在其中原委尚不明了的情况下过度解读。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正在台湾参加学术活动的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请她谈谈对此事的观察和看法。

王克勤：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

法广：请首先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王克勤其人其事

彭晓芸：我觉得，王克勤在这个年纪（４７岁）还继续坚持在一线做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比较少见。他是一个还非常有新闻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现在，中国大陆的调查记者普遍都是小年轻，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大部分都在35岁以下。因为，中国大陆的媒体状况是，要么晋升，要么转行，去做别的工作，缺少鼓励专业上的荣誉感的机制，专业上的鼓励机制和成就感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这样做的媒体人并不多。

他一向主要关注比较基层的、底层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

法广：王克勤的努力在中国官方舆论中还是得到过肯定。2002年，他曾经入选传媒杰出人物。怎么看他今天境况的改变呢？

彭晓芸：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此前写的那篇文章里所说，不要泛政治化解读。我觉得，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并没有一个突变的过程。他本来也就属于体制比较容忍的面向社会底层、基层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调查。这些调查涉及到比如疫苗事件、出租车事件……都是非常基础的社会现象调查。这些调查本身在业界也存在多样化的结论，或者说多样化的业务上的争论。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他突然被政治打压，或者是他在政治上突然变得激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原因。

法广：面对媒体人和网络上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中国经济时报》做出解释，说这只是向经济类报道转型的一个必要的内部调整。调查性报道和一个媒体的市场化转型是否矛盾呢？

彭晓芸：我留意到去年5月时，王克勤上一任领导包月阳已经被调离社长职务。我不敢武断地判断，但是我觉得似乎是他们整个报纸（处于）在转型、在调整的状态。我不太清楚。当时包月阳被调离时，有人说涉及山西疫苗（报道），因为是他签发了相关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使他当时有压力，因为当时山西卫生厅曾指责报道不实。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事件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链条导致了王克勤的处境，是不是还是那个事件（疫苗事件）的后遗症―完全不不可能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下判断。也可能这确实跟政治原因无关，就是想转型。因为现在媒体普遍处境不好。你想想看，根据公开披露出的消息，王克勤的工资非常低。所以，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媒体确实有可能希望转型，因为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国经济时报》，他们是不是想转向财经报道？王克勤所做的一直是社会调查，这种调查是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当然，它可以带来一种品牌效益。但是，《中国经济时报》似乎也并没有最大化发挥这种品牌效益。读者一般赞赏王克勤，但并不太了解《经济时报》的其他报道，或者其他方面表现如何。

《中国经济时报》的声明确实提到他们希望转型财经报道，希望向市场化转型。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非常难以下结论。

法广：那么，在媒体纷纷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王克勤这些年推动的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如何？

彭晓芸：王克勤此前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调查报道应该说是领导个人决策、给他很大很大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他甚至可以发几万字的文章，这在其它媒体都比较少见。其他综合类媒体一般不像他们这样偶然地操作，而是比较常规、制度化地操作，篇幅和调查记者的分工都比较专业化和常规化。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和其他综合性媒体，比如《南方周末》、《新世纪》等在专业路数上还是有一点区别。他（王克勤）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半年调查一件事。在其它媒体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王克勤这么多年始终愿意留在那里的一个原因。

暧昧局面令新闻人陷于被动

法广：那么，王克勤事件对于调查性报道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呢？

彭晓芸：这很难讲。因为，他所处的媒体本身也不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媒体。所以，很难以一个个案来说调查性报道的处境是变好了，或是变坏了。而且，这还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个案。现在我们只能是揣测，但是，揣测地去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说泛政治化解读也不行。但你说是利益的争斗，我也不敢这么讲。这就是我说的一种非常灰色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整个新闻圈子里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你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便大家向去为此抗争，也不知道方向。这是大家感觉比较悲哀的地方。

至于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其实对它有冲击的是微博时代。因为很多信息已经在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记者也会上微博，实时报道每一个环节，报道动态的资讯，这会导致读者将来是不是有耐心看数万字的长篇报道，而且，报道中的信息可能大部分大家都已经读过了。长篇的调查性报道如果再向前推进的话，可以比方说走一种精英读物路线，或者比如说可以做到像《纽约客》那么好看―《纽约客》有一个在中国的记者，经常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写的文本非常好看。现在也有媒体在这样转型。像《南方人物周刊》的转型，至少是值得期待的。他会让记者做大量采访，而且，也在谋求更全球化的视野和姿态。所以，从专业化程度上来讲，我估计《中国经济时报》的条件没办法同这些杂志类的、而且是有一定积累的媒体相比，包括《南方周末》―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市场化转型驱使下，党媒出现话语“双轨制”

法广：在舆论导向的大前提下，媒体的市场化会是怎样的发展前景？

彭晓芸：市场化其实有几个纬度。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市场化其中也包含着要向读者妥协，要讨好读者。要讨好读者就必须赢得民意。我观察到，即使是有些党媒，就是机关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这些媒体在报道上可能没有什么长进，但是，可能在评论部分，在政治话语表述上，也出现了一种我说的一种“双轨制”，变成好像是有多声部的唱和。他也许今天发一个措词严厉的评论，明天又发出一个大家要倾听的沉默的声音，让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因为这些党的媒体其事也面临市场化未来的预期―所有的媒体可能都面临市场化和企业化转型。

法广：这种转型是不是也就会推动中国媒体比较独立的发展呢？

彭晓芸：一方面独立运作，是好事情，媒体要向民意妥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完全市场化之前，存在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间，这又有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有时候为了利益，那政治做为谋求利益的说辞、借口。比如，媒体要上市、突然要调整的时候，也许领导告诉你：为了政治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你离开，要辞退一些人……这个时候，即便他简单告诉你是一种调整，外界肯定会猜测是政治原因。但如果你问领导，他也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最多告诉你他压力很大……这些模糊的、暧昧的说辞导致媒体的经营者其实有巨大的操作空间：今天他也许是为了利益，让你以为是政治打压，顶不住压力；明天可能是为了政治，牺牲一些利益。所以，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一种多方面矛盾交叉的状态

站着把新闻做了：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

站着把新闻做了：

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彭晓芸

见到徐璐时，像她创办的民间基金会的名字「台湾好」那样，我想到的是「徐璐好」。

你已经想象不出来，她是一位在20几年前奔跑于一线的新闻记者。1987年解严后，她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身份首访大陆，这趟被誉为「等了38年」的「破冰之旅」令她一夜成名。成名的徐璐随后却选择了赴美深造，此后，她的职业履历上依然有着令人骄傲的纪录，台长、总经理等职位显示她是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典范。2009年，徐璐离开新闻界，选择了创办民间基金会的全新人生旅程。

岁月很宽厚，今天的徐璐娴静优雅而洒脱，让人艳羡，我脱口而出自嘲，20年后，我肯定变成不能见人的老太太了，徐璐说：我看见过去的我，那个时候像你们这样，为新闻理想而充满了斗志。

一周之后，我在新浪微博看见这样一条消息：「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着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回老家，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

过去这一周，我也时常在台北的旅馆里，对着计算机屏幕发呆，继而失声痛哭。我完全明白令那位男性记者近乎崩溃的，是怎样一种悲愤无力焦灼的情感。

就在7月30日的凌晨，通过微博，我仿佛置身久违的办公室，桌上躺着各式白色的小样、黄色的大样，我和同事们、实习生们等待着它们的命运----或顺利出街或进入废纸篓。这一天，是温州动车事故罹难者的「头七」，按照华人世界的习俗，这是一个招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动用了最好的力量，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来纪念事故的逝者，继续拷问着真相。

大棒高高举起，宣传指令没有放过这个特殊的日子。编辑记者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像鱼儿冒泡一样爬上微博，或无奈地抱怨或愤怒地抗议。一位身处广州的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也有呼吁勇敢突围的，媒体人阿丁在早前就已经呐喊，「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无需等到天亮，答案已经陆续揭晓，有无奈服从指令，撤下报导的，也有绕过禁令，坚持到付印一刻的。被撤的版面在互联网上已经流传开，网民争相存盘，见报的版面也被提前透露并骄傲地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在不同的坐标系上有着不同的解析。有人说大陆媒体人只有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一点点骨气，诸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2010年的上海大火，有人说长歌当哭，没办法，要为数千员工的饭碗考虑。

我时常不敢妄言评价我的同行们，每一个个体的时间表和能量不同，所为也必然有所不同。超出或远远低于自己能量的，前者过于勇敢，后者过于犬儒。勇敢与怯懦，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而是跟自己的时间轴相比。从这个维度来说，2011年这一场新闻业的集体抗争，必然载入新闻史。

但我也还是情不自禁被空间意识拽着走，往往忍不住要从同是华人的台湾同行身上观照：我们究竟缺了什么。台湾新闻界的同行走过不寻常的追求新闻自由之路，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抗争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今有了各式各样的自治组织，无论是着重于维护记者劳工权益的记者协会，还是着力于提升新闻质量的卓越新闻奖，抑或致力于媒介批评、打造媒介素养的媒体改造学社，多元共同体协力并存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社会转型之后，新闻人何为？徐璐是一种答案，能做的当然不仅仅只有新闻业本身。台湾好基金会致力的，是在地文化的扶助和建构，老阿玛的手工制包包、老木匠的旧时器物，通过故事和文化的塑造，被他们经营成一种「台湾好」的象征。

而对大陆来说，还仅仅处在一个底线共识的谋求阶段，《经济观察报》那篇得以发表而且至今还在其报社网站安全存在的文章——《做有良知的媒体》，几可视为一篇媒体人底线共识的宣言：「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我时常厚着脸皮鼓噪的媒体人之“价值共同体”无外乎如此而已。

                                              《旺报》2011年8月7日--陆媒新视界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彭晓芸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在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十年来从萌芽走向了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说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在线（online）的公共空间，在当下当无疑义甚至显得极为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社会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这种看起来已经非常蓬勃的多元交叉网络社会运动，会面临鸿鹄折羽的命运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络社会运动这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否想象，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部门干部，抗议者和诉求对象，甚至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开对话，而受害者、事件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微博的威力来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为了此次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络社会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此前，杨峰问责政府时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视频影像在微博广为传播，人们同情而又赞赏这位公民展现出来的现代公民意识。随后，杨峰真的来了！上了微博的杨峰给自己注册的ID是“杨峰陈碧”，陈碧是他痛失的太太的名字。有些网民希望杨峰持续抗争，为所有罹难者也为社会公义而发挥作用。但杨峰坦承：“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对不起大家，我自私了，我必须要为我死去的老婆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留了他,就是在给我机会去照顾他，我一定要做到，再次表示对你们的歉意。”网民多表示理解和宽慰，并接过持续抗争之棒，继续表达对真相的诉求，对救援不力的不满。
这样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封闭式的行动组织空间，它变得没有组织而多元交互依赖。这既扩展了抗争者的话语空间，但同时也方便了动态追踪甚至监控、防范，可以说，微博当前的技术条件让这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着透明、多元、无中心无组织的原生态，使得动员机制和抗议机制几乎同步生发。

管制微博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从熟悉“交通规则”到“驾车上路”，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真如广东政府所鼓励的，真正要发展民间组织，培育社会力，退出全能政府的超政府职能，需要各方条件的支持，其中，必然也包括社会舆论的鼓励，包括诸如微博广场的发育和锻炼。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远景，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络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络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它管道谋求出路。实际上，对于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局部的骚乱和暴力冲突一直在悄然发生，与温州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有关于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的事情也在传播，这是又一起可能会引起民意沸腾的事件。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联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这些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当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旺报》陆媒新视界 20110731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彭晓芸

23日20时38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很快，消息传至微博，舆论热切关注事态发展，网民们或悲愤咆哮或冷静分析，彻夜无眠。人们转发各种求助信息，很快就传来温州现场市民排队等待献血的图片，网民大赞温州市民行动力之迅捷。传统的新闻报道及公民行动模式，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了。

25日晚上，温州市民自发来到世纪广场为遇难者守夜，他们秉烛祈祷，动容泪下，在地上烛光拼成硕大的“7.23"字样以示纪念，市民的悼念活动再次通过记者及公民传递到微博，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次转发和评论，可以听得见是：公民在哭泣，公民在呐喊，他们唱起了国歌，他们期待着真相和正义。

此情此景，与去年“11.15”上海大火之十万市民鲜花行动，何其相似！

而这仅仅是当前中国社会力崛起的一个小小切片，它以积极的、多元的姿态展示着民间社会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公民诉求：他们不再仅仅关心自己吃饱喝足，他们还关切他人命运，共同承担着复杂社会背景下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危机与无常。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政治权利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壮大，社会形态不再是过去的扁平化格局了，从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者的蓬勃爆发至今日微博参政议政的火热程度，就可以窥见民意走向清晰的脉络。他们不仅渴望我的地盘我作主，也热切期待参与公共生活，渴望从多元共同体的建构和归属中体认个体价值，绽放个体生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社会力作为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也被社会学称之为“第三部门”或所谓“志愿性部门”（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体或民间组织概念），指的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相对于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强制力和市场的逐利本质，“第三部门”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力量而存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释放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力，1992年邓公南巡则是再次确认中国不排斥市场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方向。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高度凝聚、经济实力持续攀升，那么，社会力的萌芽至崛起则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了。

而今，在如何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路径上，中国人再一次面临抉择：治标不治本地问责地方官员了事还是追究事故与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基层维稳“产业化、利益化”绑架还是全面创新社会管理？压制还是建立民间利益博弈、意见表达的自主机制？做全能政府、揽无限责任还是释放社会力、鼓励民间组织成立？

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将是中国能否从政治力、经济力的强大走向社会力的强大的关键，从而夯实社会基础，找到一条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第三次转型之路。

为什么说社会力的壮大显得如此重要，如此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呢？因为无论从中国社会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好，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好，都证明了当政治和经济能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被压抑的社会力如果得不到释放，民间利益诉求会趋于暴力化的自力救济而不是有策略、制度化的理性博弈，如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局部骚乱或泄愤型暴力事件。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碍时，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的、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这是因为，很多平素也遭遇过不公的人们在这些案例上投射了他们的“命运共同体”感受，于是出现有的人将个体暴力抗命视为“英雄”予以赞美。

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出现更多诸如上海市民、温州市民这样“优雅”地表达哀伤的社会运动。

社会力的发展与否关系到该社会的文化健康与政治制度的健全。如何发展社会力，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容忍第三部门的发展，并使其发挥对社会整体的导航、协调作用，是诸多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关怀，也是一个社会从政治力、经济力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走向将社会力纳入制度化轨道的必然选择。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

                                       《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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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不应给暴力合理化任何借口

作者：刘康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挪威杀手布雷维克在宣言中写道：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这是这个“天堂里的杀手”的真实杀戮动机。在挪威这个西方人眼中最和平的国家里，以暴易暴的恶行突然爆发，的确令世界震撼。如果发生在美国，此事也许不会引发如此大的心理震荡。美国是一个枪杀案不断的国度，自从“9•11”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反恐”桥头堡，这一以道义和人权领袖自诩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向暴力主义方向滑落。小布什在发布反恐宣言时说漏了嘴，用了“十字军东征”这一字眼来形容反恐战争，暴露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恩怨，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任何改观。

　　人类至今依然依靠暴力、战争、杀戮来解决多数争端，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暴力却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共同价值零容忍的野蛮行径。没有哪个政党、阶级或团体会把暴力当作其终极目标。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也都会祭起捍卫正义、反叛压迫和侵略的大旗，把最终消灭暴力作为宗旨。虽然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必须厘清，但文明的逻辑毕竟不能认同暴力。走出暴力怪圈，摒弃暴力这一人类之殇，乃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问题。

　　去年我去了一趟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用彻底的工具理性来合理化种族灭绝的暴行，奥斯维辛的管理全盘遵循着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法则，恍惚中让我模糊了现代商学院的理念和纳粹工具理性主义的界限。当然，最根本的区分依然是暴力至上还是非暴力手段，但法兰克福学派哲人的沉思却时时让人警醒。毕竟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人类之殇和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均无法用理性全然解释得清。

　　另一让我震撼的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中营最多的参观者来自以色列，中小学生、大学生为主体。每个人背上披着两米见方的以色列国旗，或合唱，或举行烛光聚会。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纳粹大屠杀的追忆、祈祷、仇恨，无不在强化着复仇的种子。的确，犹太民族孕育了无数伟大的哲人和学者，涌现了世上最富有的金融家、企业家和媒体大亨，现代以色列也无时无刻不渲染其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可惜，中东地区的民族仇恨、种族仇恨、宗教仇恨，却从未有过真正化解的时刻。我百思不得，纳粹才是大屠杀的制造者，为什么跟其并无干系的阿拉伯穆斯林却最终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施暴的对象？中东战争的恩恩怨怨，极其错综复杂。从“9•11”到塔利班、“基地”组织，再到被美国先后斩首的萨达姆、本•拉登，他们都深深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无法脱身。

　　挪威的暴力杀戮事件告诉我们，今天谁都不能幸免暴力的怪圈。中国当然不是例外。中国的暴力事件不再仅仅是少数“疆独”和“藏独”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径。在高速狂奔的中国，社会共识越来越匮缺，不同阶层、地域、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分离越来越严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也越来越频发，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把建设法制社会和公平公正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去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成为高风险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出现的严峻现实。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存在着挪威杀手布雷维克这类的极端分子，也存在着孕育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形形色色极端势力的土壤。中国不曾给自己贴过“最和平国家”和“天堂般国度”的标签，法制不健全，权力超大的官方力量跟脆弱的民间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给中国暴力事件的产生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在此情形下，以暴易暴的逻辑很容易滋生蔓延。任何给予暴力和暴行以合理化借口的说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会有意无意助长暴力非理性的暗流。中国身处全球化进程的前沿，同时又已深入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纵深腹地，所以无论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极端诉求，还是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主义理由，都不得不在中国与全球化的纠结氛围中经过考验。换言之，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版的塔利班或草根民粹主义，同时也不可对民主自由主义的高调盲目跟随。

　　是否给暴力任何合理化解释，是否对任何暴力零容忍，就是我们对当前中国各种主张和主义的一个试金石。滥用公权力的暴行必须遏止，以反政府为名的暴力也绝不能获得豁免。中国不容忍暴力，人类不容忍暴力。暴力的对象往往是错置的，就像犹太复国主义的复仇靶子错对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塔利班“基地”组织错对了纽约世贸双子塔楼的普通人那样，更遑论挪威那些无辜天真的孩子们？▲（作者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王克勤事件：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陆媒新视界--
　　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来源：旺报 2011/07/24  
　　
　　彭晓芸
　　
　　近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调查报导多年的资深记者王克勤及其工作团队被该报宣布解散，继而，又传出该报总编辑张剑荆也被撤职，媒体人士和网民发起了对王克勤的声援，谴责《中国经济时报》这一决策“愚蠢至极，自损招牌”。
　　
　　很快，中国经济时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声明，声明称：「本报调整了报社内设机构，撤销特别报道组，该组原有人员按报社人事制度重新安排。这是本报向以经济类报导为主转型、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市场化财经媒体所做的正常的内部机构撤并和人员调整。…有一些人对此事予以不当联想和解读，并有人借机通过微博等管道发布不实信息，对报社领导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
　　   
　　声明措辞严厉，最后还声称对恶意诽谤保留诉诸法律追究责任的权利。这则声明在大陆新闻管制环境之下显得少见而诡异，媒体人时有被整肃，一般原供职机构自知理亏，属奉命行事或叫“配合作恶”，均作缩头乌龟状，少见如此高调回应舆论声讨。看起来，原单位似乎在尽力撇清政治因素，试图把事件定性为一般的人员结构调整。
　　 
　　在一个缺乏透明度和规则的社会，无论如何撇清，舆论选择宁可泛政治化解读也不会把事件视为正常人事变动，外媒解读也直接抨击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再降新低，直指执政党在整肃媒体人方面再造新案。
　　  
　　这一暧昧局面源自大陆长期以来在新闻管制方面的人治策略，即惩治媒体人并非通过制度化管道，而是经口口相传甚至各种暗示明示以规避个体的决策责任。如是一来，从明规则到潜规则之间的灰色地带就给具体的实施者以巨大的操作空间。
　　 
　　王克勤事件如同他调查的事件一样，本身也成为了近期大陆媒体圈的一件新闻，真相是什么？同样需要另一种“调查”。同时，有匿名人士披露《中国经济时报》的「腐败」和人事「黑幕」，但目前无从证实所披露内容真假，更加给事件蒙上一层迷离色彩。究竟是出于经营的利益考量，故意端掉长期不能带来利润恐怕还带来一点政治风险的王克勤调查小组，同时顺便撤换总编岗位，还是真的有所谓政治打压的“上面的指令”呢？这恐怕短期内都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答案。
　　 
　　熟悉大陆媒体近十年来发展格局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所谓“喉舌”正在日渐走向市场化，除了重庆近来走的是逆市场道路，全国多数原本就有一定市场经验和品牌积累的媒体，在过去这十年，已经陆续完成市场化改制，成为规模大小不一的利益主体，有的传媒集团正在积极谋求上市，如大陆最具知名度的传媒集团南方报业集团拟借壳*ST炎黄上市，日前最新消息是仍然在进行资产重组和等候当中。南方报业并非饮头啖汤，此时距离第一家传媒上市公司成都商报借壳上市已经过去了11年，而与同城媒体广州日报相比，也已经晚了4年。
　　  
　　在上市环境的要求中，扫清政治风险和地雷也成为保证政治正确以赢得上级信赖和支持的可靠前提。当然，王克勤所供职的《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尚未有上市实力，但从该报声明可以看出来，致力于市场化是其未来发展方向。这家由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自1994年创刊至今，并未真正走进大众传播视野，王克勤在该报的存在被外界视为一种「偶然的异类」，这得益于该报早前的社长包月阳的支持。而包月阳于2010年5月份被调离，有消息称包月阳曾签发“山西疫苗案”报导，山西省卫生厅指斥报导不实，这给报社带来一定压力。
　　  
　　可以想见，对于《中国经济时报》的主管单位以及利益主体来说，社会新闻调查是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领域，如果没有对新闻价值有一定认知，仅从经济理性和政治安全考虑，一些媒体经营者对这块弃如敝履也很常见。但频频撤换总编职位是否就是政治指令直接操弄？还是系统内部有人觊觎这一肥差而借政治之名篡权？这一切，均不得而知。
　　  
　　其实，关于大陆媒体的利益斗争以及媒体使命的异化，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尹连根几年前一篇题为《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的文章披露的现象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文章的结论认为：「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虽然这一结论稍嫌武断以及将理想与利益二元对立了起来，但不得不说，文章早就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大陆媒体人尤其是处于层级较高的媒体决策者、经营者越来越官僚化、资本化的现实。这一犀利的洞见在今天可谓日益显现，期间的逻辑类似于维稳机制的利益化、产业化，也就是说，中央层级关于政治上的稳定诉求到了具体的执行者手里，往往成为了牟利的遮羞布、挡箭牌。而这，恐怕是追求刚性稳定、韧性威权的执政党始料未及的局面，破题关键在于能否转化执政思路，开放言路，实现媒体管理及经营制度化、法制化，从而纠正宏观政治为利益团体谋私背书的体制性缺陷。
　　  
　　（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原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