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彭晓芸

23日20时38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很快，消息传至微博，舆论热切关注事态发展，网民们或悲愤咆哮或冷静分析，彻夜无眠。人们转发各种求助信息，很快就传来温州现场市民排队等待献血的图片，网民大赞温州市民行动力之迅捷。传统的新闻报道及公民行动模式，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了。

25日晚上，温州市民自发来到世纪广场为遇难者守夜，他们秉烛祈祷，动容泪下，在地上烛光拼成硕大的“7.23"字样以示纪念，市民的悼念活动再次通过记者及公民传递到微博，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次转发和评论，可以听得见是：公民在哭泣，公民在呐喊，他们唱起了国歌，他们期待着真相和正义。

此情此景，与去年“11.15”上海大火之十万市民鲜花行动，何其相似！

而这仅仅是当前中国社会力崛起的一个小小切片，它以积极的、多元的姿态展示着民间社会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公民诉求：他们不再仅仅关心自己吃饱喝足，他们还关切他人命运，共同承担着复杂社会背景下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危机与无常。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政治权利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壮大，社会形态不再是过去的扁平化格局了，从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者的蓬勃爆发至今日微博参政议政的火热程度，就可以窥见民意走向清晰的脉络。他们不仅渴望我的地盘我作主，也热切期待参与公共生活，渴望从多元共同体的建构和归属中体认个体价值，绽放个体生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社会力作为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也被社会学称之为“第三部门”或所谓“志愿性部门”（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体或民间组织概念），指的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相对于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强制力和市场的逐利本质，“第三部门”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力量而存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释放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力，1992年邓公南巡则是再次确认中国不排斥市场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方向。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高度凝聚、经济实力持续攀升，那么，社会力的萌芽至崛起则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了。

而今，在如何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路径上，中国人再一次面临抉择：治标不治本地问责地方官员了事还是追究事故与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基层维稳“产业化、利益化”绑架还是全面创新社会管理？压制还是建立民间利益博弈、意见表达的自主机制？做全能政府、揽无限责任还是释放社会力、鼓励民间组织成立？

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将是中国能否从政治力、经济力的强大走向社会力的强大的关键，从而夯实社会基础，找到一条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第三次转型之路。

为什么说社会力的壮大显得如此重要，如此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呢？因为无论从中国社会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好，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好，都证明了当政治和经济能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被压抑的社会力如果得不到释放，民间利益诉求会趋于暴力化的自力救济而不是有策略、制度化的理性博弈，如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局部骚乱或泄愤型暴力事件。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碍时，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的、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这是因为，很多平素也遭遇过不公的人们在这些案例上投射了他们的“命运共同体”感受，于是出现有的人将个体暴力抗命视为“英雄”予以赞美。

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出现更多诸如上海市民、温州市民这样“优雅”地表达哀伤的社会运动。

社会力的发展与否关系到该社会的文化健康与政治制度的健全。如何发展社会力，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容忍第三部门的发展，并使其发挥对社会整体的导航、协调作用，是诸多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关怀，也是一个社会从政治力、经济力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走向将社会力纳入制度化轨道的必然选择。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

                                       《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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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不应给暴力合理化任何借口

作者：刘康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挪威杀手布雷维克在宣言中写道：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这是这个“天堂里的杀手”的真实杀戮动机。在挪威这个西方人眼中最和平的国家里，以暴易暴的恶行突然爆发，的确令世界震撼。如果发生在美国，此事也许不会引发如此大的心理震荡。美国是一个枪杀案不断的国度，自从“9•11”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反恐”桥头堡，这一以道义和人权领袖自诩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向暴力主义方向滑落。小布什在发布反恐宣言时说漏了嘴，用了“十字军东征”这一字眼来形容反恐战争，暴露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恩怨，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任何改观。

　　人类至今依然依靠暴力、战争、杀戮来解决多数争端，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暴力却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共同价值零容忍的野蛮行径。没有哪个政党、阶级或团体会把暴力当作其终极目标。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也都会祭起捍卫正义、反叛压迫和侵略的大旗，把最终消灭暴力作为宗旨。虽然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必须厘清，但文明的逻辑毕竟不能认同暴力。走出暴力怪圈，摒弃暴力这一人类之殇，乃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问题。

　　去年我去了一趟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用彻底的工具理性来合理化种族灭绝的暴行，奥斯维辛的管理全盘遵循着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法则，恍惚中让我模糊了现代商学院的理念和纳粹工具理性主义的界限。当然，最根本的区分依然是暴力至上还是非暴力手段，但法兰克福学派哲人的沉思却时时让人警醒。毕竟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人类之殇和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均无法用理性全然解释得清。

　　另一让我震撼的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中营最多的参观者来自以色列，中小学生、大学生为主体。每个人背上披着两米见方的以色列国旗，或合唱，或举行烛光聚会。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纳粹大屠杀的追忆、祈祷、仇恨，无不在强化着复仇的种子。的确，犹太民族孕育了无数伟大的哲人和学者，涌现了世上最富有的金融家、企业家和媒体大亨，现代以色列也无时无刻不渲染其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可惜，中东地区的民族仇恨、种族仇恨、宗教仇恨，却从未有过真正化解的时刻。我百思不得，纳粹才是大屠杀的制造者，为什么跟其并无干系的阿拉伯穆斯林却最终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施暴的对象？中东战争的恩恩怨怨，极其错综复杂。从“9•11”到塔利班、“基地”组织，再到被美国先后斩首的萨达姆、本•拉登，他们都深深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无法脱身。

　　挪威的暴力杀戮事件告诉我们，今天谁都不能幸免暴力的怪圈。中国当然不是例外。中国的暴力事件不再仅仅是少数“疆独”和“藏独”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径。在高速狂奔的中国，社会共识越来越匮缺，不同阶层、地域、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分离越来越严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也越来越频发，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把建设法制社会和公平公正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去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成为高风险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出现的严峻现实。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存在着挪威杀手布雷维克这类的极端分子，也存在着孕育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形形色色极端势力的土壤。中国不曾给自己贴过“最和平国家”和“天堂般国度”的标签，法制不健全，权力超大的官方力量跟脆弱的民间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给中国暴力事件的产生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在此情形下，以暴易暴的逻辑很容易滋生蔓延。任何给予暴力和暴行以合理化借口的说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会有意无意助长暴力非理性的暗流。中国身处全球化进程的前沿，同时又已深入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纵深腹地，所以无论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极端诉求，还是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主义理由，都不得不在中国与全球化的纠结氛围中经过考验。换言之，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版的塔利班或草根民粹主义，同时也不可对民主自由主义的高调盲目跟随。

　　是否给暴力任何合理化解释，是否对任何暴力零容忍，就是我们对当前中国各种主张和主义的一个试金石。滥用公权力的暴行必须遏止，以反政府为名的暴力也绝不能获得豁免。中国不容忍暴力，人类不容忍暴力。暴力的对象往往是错置的，就像犹太复国主义的复仇靶子错对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塔利班“基地”组织错对了纽约世贸双子塔楼的普通人那样，更遑论挪威那些无辜天真的孩子们？▲（作者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