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党媒迎向网络新浪潮



     党媒迎向网络新浪潮
  
  -----话语竞争与中共的治理调适

  彭晓芸
  
  7月30日,上海媒体《东方早报》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人民日报新来的‘年轻人’”,讲述中共级别最高的党媒人民日报开通新浪微博的台前幕后故事。这个似曾相识的标题,令人想起作家王蒙发表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揭露了组织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赞赏了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精神。人民日报上微博,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打破官僚体制僵化束缚的新举措。
  
  党媒上微博,话语走双轨
  
  在大陆的传媒生态当中,人民日报是头号党报。其头版数十年如一日的意识形态化风格,也成为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同一序列的官话阵地。在过去,人们看人民日报是为了了解高层动态、解读官方信号,少有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在去年此时发表于台媒的文章中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党媒政治话语的双轨制”。去年,人民日报旗下颇具国家主义立场的市场化报纸《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上微博,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暴,连素来被标签为自由派的南方媒体也对胡作了封面人物报道。
  
  在微博大热近三年后,人民日报也姗姗来迟。那是在北京暴雨灾害引发舆论热议的当夜,人民日报可谓连夜开微博。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发布了它的第一则微博:“北京暴雨,整夜无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与大家共同守望。为每一位尚未平安到家的人祈福,向每一位仍然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致敬!北京,加油!”
  
  这个开博时间比人民日报微博运营小组原计划提前四天,是否为了及时应对北京暴雨舆情已不得而知。根据《东方早报》披露的信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动议来自于其国际部一个年轻编辑的报告。这位年轻编辑提出,“不能把微博这个阵地拱手他让,要主动出击”。这个建议最终获得报社高层的首肯,社长张研农在公开场合也曾经这样说,“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个调侃说明,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会失之偏颇。”
  
  于是,有了人民日报一周来的微博之旅。碰巧的是,这一周来,“微博故事多”。
  
  先是北京暴雨引发了继去年温州动车事故以来,舆论对公共安全的又一次强烈质询。人民日报以纸媒刊发对死亡数字脱敏的评论和微博传播的双向互动,在这场舆论风波中占尽主动、拔得头筹,在同一报道上连连被撤稿的南方周末只有「望洋兴叹」了。
  
  接着是江苏省启东市民众抵制日资造纸企业排污工程的游行抗议事件,人民日报也是频频发力,微博评论加纸质版刊文,对事件保持了全程的密切关注。南方媒体在这两场舆论战里几乎陷于颓势,无招架之力。
  
  管制与市场:变化中的传媒格局
  
  这只是开始。未来,中央级党媒的主动出击将形成与地方性市场化媒体的竞争格局。而过去由自由化标签带来道义资源的南方媒体也将在这场话语竞争当中面临强有力挑战。学者许纪霖对这种舆论上的不平衡评论说:“人民日报敢讲的话,地方检查官就是卡住媒体不让讲,官僚制的特点就是层层加码,将自己的风险降至为零。”
  
  这背后,不仅仅是权力和话语权的竞争,还有资本力量的推波助澜。严格来说,不管是机关报还是机关报旗下子刊,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党媒,都要听命于新闻管制。然而,所谓市场化媒体的内涵,在未来却面临演化变迁。
  
  究竟谁更市场化?已经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征订还是报摊销售为划分标准了。2012年4月27日,人民网的上市正在改变着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党媒的属性,人民日报社正是人民网的股东之一。而南方报业集团的上市计划一直未能实现,这个过去满载盛誉的媒体集团,如今还同时面临着报道民粹化的业务质疑。
  
  传媒集团上市背后的权力与资本运作,恐非局外人能揣测,但可以研判的是,媒体间的这种角力,将深刻地改变整个传媒的生态和话语格局。相较于台湾正在警惕的旺旺集团收购媒体导致的资本霸权,大陆的难题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官方鼓励原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的传媒产业化,走市场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新闻管制的手仍然伸得很长,新闻立法之路道阻且长。
  
  “新闻管制”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官方当前所鼓励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化大方针是不相适应的。201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接着,2011年10月,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强调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
  
  如果乐观地估计,当管制之手与各个传媒集团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将出现传媒行业的集体抗争行动,抵制来自官方的新闻禁令,要求获得进一步的报道自主权。实际上,这样的抗争一直在局部发生,逢天灾人祸触及传媒人“命运共同体“共鸣时,不服从禁令就成为媒体人的一种抗议方式。对新闻禁令的突围,成为了媒体品牌积累道义资源的话语竞争,当然,他们也在承担高风险,这其中,个体往往首先成为体制的替罪羊。一旦集体也在为管制造成的灰色地带付出代价时,那么,传媒生态则可能产生质的变革,尤其是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之下。
  
  温和与激进的话语竞争
  
  传媒业的话语竞争和资本角力,与中共威权体制的韧性调适密切相关。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曾经这样形容新闻管制——“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即是说,执政党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谓“韧性”,指的就是这种收缩与调适的体制自我更新能力。
  
  然而,无论多大的弹性空间,作为一种不稳固的政体类型,它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导致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普遍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困顿。
  
  今年以来,境外媒体普遍关注中共的十八大权力交接,对于大陆有限的互联网舆论广场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政治禁忌。网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们还在为诸如北京暴雨、江苏启东这样的地方个案的信息透明而挣扎着。新浪微博上,隐在后台的“小秘书们”总是在删帖和去删帖的路上,网民和知识分子们则为“壮烈牺牲”的帖子和账号们奔走相告,所谓“转世党”也就成为了新闻管制下专有名词。
  
  天花板之下,关于社会转型可行路径的话语竞争也显得格外突出,丝毫不亚于传媒之间的角力。所谓改良与革命、左中右的分歧既在抽象的观念之争中呈现,也时时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当中激化。
  
  在这一背景之下,每每发生利益驱动型的社会抗议,激进的革命论者总是将此类抗争想象成为“革命”,进而为民众的暴力行为欢呼雀跃,为市长被扒下衣服而宣泄“报复体制”的快意。而主张渐进变革的温和派此时倘若对民众暴力提出异议,则很快被斥为为党说话的“大五毛”。
  
  中国能否避免走回一条民粹化的激进之路,可以说是改革与反抗的时间赛跑。利益驱动型的社会抗议如果处理不当,将鼓励激进反抗力量与民间维权的结盟,取消主张专业化处理社会抗议的中间力量的空间。
  
   社会冲突频发,抑制还是调适?
  
  遗憾的是,政府常常在局部骚乱面前显得进退失据,往往凭长官意志作出缺乏程序正义的妥协。由于对民间聚众抗议方式的不适应,在最近几个案例中,政府往往很快满足抗争者的诉求,单方面承诺项目“永久停建”,然而,这种非例行化、非制度化的处置方式,掩饰的是体制的虚弱,满足的是维稳的需要,却不可持续。四川什邡事件涉及的是投资上百亿的项目,说停就停,而江苏则是日资企业的一项污水排海工程,即便放弃该项目,企业仍在生产和排污入江。
  
  由于项目上马在程序上按理应有环评等可行性报告,当政府由于民众的集体抗议而未走程序便告退时,也在将此前的论证环节和政府决策视若儿戏。事件的处置模式虽然以民众的胜利阶段性平息,却是以损耗政府公信力和投资者信心、利益为代价的。
  
  长远来说,这一类型的冲突涉及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困境。以绩效合法性为核心价值的执政党,对此作出合理调适恐怕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放缓,这对威权体制是一种致命的挑战。
  
  台湾学者李丁赞等人在总结台湾社会的环境抗争时,将80年代迄今的环境运动分为“肢体冲突”、“游行示威”、“专业游说”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暴力冲突日渐消退,伴随着的是威权体制的逐渐崩解以及社会力的驯化。如果以此对照大陆当前的情状,可以说大陆的内陆省份多还处于“肢体冲突”和“游行示威”两个阶段的交错地带,即既有游行抗议,也伴有局部骚乱。而在广州等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情况稍好,介于“游行示威”到“专业游说”区间过渡。
  
  与台湾社会极大不同的是,大陆社会力在过去数十年持续受到钳制,因此,社会转型进程中,将会有相当成分的极化现象伴生。即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和维权群众相信暴力的力量,因而,在如何解读民间维权的策略这个问题上恐难达成共识,在有无改革空间问题上也渐行渐远。
  
  那么,未来究竟是社会溃败、经济滑坡还是能够逐渐向“软威权”乃至民主政体过渡,则要看中共是以收缩还是调适应对社会反抗。简言之,如果执政党延续零和地看待向民间组织赋权的观念和做法,则未来的社会冲突将会以利益驱动型继续激化,反之,经济增长的危机或可视为社会成长的契机。
  
  
  
  《新新闻》1326期 2012年8月3日

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彭晓芸
  
  当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时,舆论一片赞美,她是任这一要职的第一位女性。两年后,她辞掉这一职务,回到了大学。这一次,她听到了不少刺耳的质疑,不少女性抱怨她失去了很好的机会,有的对她表示失望,她们认为,即便保持华盛顿的工作,也可以兼顾家庭,斯劳特的放弃让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这是女权主义的挫败。 
  
  “野心勃勃”不是一个坏词,至少在讲究性别公正“政治正确”的美国媒体语境里,这词是女权主义的宠儿,它彰显女权主义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大声宣告你的企图心吧,女人,需要获得社会地位和拥有公正的上升空间。
  
  正是这样的语境,斯劳特的隐退——尽管她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教授,但相比之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她还是遭受了不少关于她已经没有“野心”的责难。 
  
  终于,斯劳特决定主动迎接这场争议。今年七月刊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她的长篇文章“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讲述了一位身居要职的女性如何难以兼顾家庭的现实困顿。她所要抨击的是,长久以来,女权主义的乐观似乎倾向于鼓励女人去战斗,却忽视了这些难以平衡的问题,这种盲目乐观有可能掩盖了仍然严峻的女性职业环境。
  
  敏锐的美国媒体善于制造话题,他们注意到,来自另一位杰出女性的声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她就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在过去几年中,桑德伯格一直鼓吹女性为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她通过撰写文章和演讲,呼唤女性勇敢地接受工作机会。 
  
  争论蔓延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门户网站在节选编译该文时,把标题拟为“女人无法拥有一切”,一个强烈的诘问句式变成了苍白的事实判断,可以想象,多数讨论偏离了斯劳特的本意。斯劳特并不认为女人想要内外兼顾是痴心妄想,不值得追求,而是非常切实地分析了工作性质对一位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诸如,她提到回归大学教授的生活,虽然依然忙碌,但能够自主掌控的时间多了,而政府官员的工作性质则不允许她灵活安排自己的时间,她需要每周奔波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这让她的家庭时间一再被挤压。
  
  在精神内核上,斯劳特与桑德伯格的观点并没有强烈的冲突,相当一致的表现是:她们从来不掩饰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勃勃,当成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精英人物时,她们非常擅于运用这种影响力来为女性的处境说话,尽管角度可能不同。这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追问的是,中国的精英女性到哪里去了?“野心勃勃”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否被视为一种负面价值而抑制着? 
  
  翻开中国的媒体,时常可以看到的是“嫁人成功学”的张扬。从名人邓文迪、伏明霞等被严肃媒体誉为“最成功的女人”、“最幸福的女人”,仅仅由于她们嫁了一位“著名的先生”,到一名普通在校大学生的婚恋故事,也被媒体以“真爱”颂扬。同样是大众文化场域,中国语境里的女性,依然作为对象化的他者存在,她们的核心价值,总是不离开“嫁人”路径的经营。 
  
  在话语和价值上,值得仔细辨析的是,虽然斯劳特和桑德伯格也很重视婚姻和家庭,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她们,对母职并未否认和排斥,不同的是,当她们讲述家庭时,她们是作为主体出现的,而不是任何依附关系的附属品。她们之所以被媒体关注,是由于她们本身如此出色------与她们嫁给怎样的人毫无关系。这就是大众媒体语境下,中西方女性出场机制的最大差异。 
  
  也许有人要否定这种微妙的差异,并说,中国的男女平等早就走得很远了。这恐怕是所谓“铁娘子”、“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革命话语造成的“美丽的误会”。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性别平权运动,并未消弭文化观念上持续而深邃的性别歧见,前者显得轰轰烈烈且可见,后者则幽暗漫长地潜流着。 
  
  如果不是生于30年代的资中筠也富有洞察力地看到这一点,成长于消费主义时代的我,怕是没有勇气作出这一判断,“潜流”会窒息我的声音。
  
  资中筠在访谈中这样讲:“(现在)不光是要回归家庭,女性要变成一个以色取人的对象,全是这种,所有的广告,包括连药物的广告……现在这种宣扬是大踏步的倒退。女的学历越高越找不着对象,这个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倒退。”
  
  资中筠讲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困境,它与政治运动过盛而社会运动跛足的历史欠账相关。即便是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在女权运动勃兴的台湾,性别歧见和价值扭曲的程度则要轻得多。台湾涌现了大批参与政治的女性政治家,野心勃勃的女性政治家并未被这个华人文化所排斥。这是因为,充分发育的女权运动,总是会在儒家妇德观念作祟的时候,站出来据理力争,施加社会抗议。这慢慢培育了一种小心翼翼的社会舆论,当公共舆论将女性物化的时候,遭致的抗议足以使得这些声音自惭形秽。 
  
  斯劳特和桑德伯格提出的议题走得更远,她们试图追问的是,迄今为止,还有什么因素阻挡女性“拥有一切”?企图“拥有一切”被作为一项正面价值大张旗鼓地宣扬出来,她们并未招致社会舆论的反弹,与此相反,当斯劳特谨小慎微地提出女性面临难以兼顾的困境时,人们抱怨的是,你的野心勃勃到哪里去了?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宠物”时代。当下的中国大众文化,正在被“剩女”等议题占满了性别议程的空间,“嫁人哲学”取代了“性别公正”议题的真正拓进。当女大学生们追捧着媒体塑造的“大学生妈妈”,诉说她们的大学生活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成为那个“她”——嫁了年长18岁的先生并生育了孩子的她,当女大学生们津津乐道于“嫁人要趁早”的嫁人经济学盘算时,当代中国性别问题的议程设置正在被消费主义和复苏的男权文化合谋着重构。 
  
  也许,讨论只有当某一天,中国的公共舆论开始热望野心勃勃的女性占据领导地位时,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的性别公正又迈进了一步。
  
   
  
  《赢未来》2012年8月刊 卷首专栏

启东事件:公共决策危机的制度化求解


 公共决策危机的制度化求解
  
  彭晓芸
  
  上个月的四川省什邡市民众抵制钼铜项目群体事件刚刚平息,本月,江苏省启东市又发生了抵制一家日资造纸企业排海工程项目的群众运动。
  
  这两桩事件颇有共性,都属于邻避型环境抗争运动,民众诉求明确,旨在抵制对居住地生态环境有潜在风险的工业项目;两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肢体冲突,什邡警方使用了非致命武器驱散人群,启东警方发生殴打日本记者等暴力执法行为;民众方面,什邡民众冲击市政府,伴有打砸等暴力行为,启东民众则攻进了市政府,日本记者拍下了抗议群众砸市政府领导人办公室的情景,还有民众扒下市长衬衫。可以说,两地的环境抗争运动,都存在局部失控的情况,示威抗议与骚乱并存。
  
  在发生了群体冲突之后,两地政府的处理手段极为相似,都在最短时间内作出了收回项目上马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两地政府的公告中都作出“永久停建”的承诺,可谓是为了给民众吃上定心丸而用语决绝,唯恐民众再有集体行动,“一切为了维稳”。
  
  从去年8月大连民众抵制PX项目而上街抗议,市长在民众示威现场当即宣布项目停建,到今年的这一系列环境抗争运动,越来越显示出“猫和老鼠”游戏式的随意性,除了达到“不要在我家后院”的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目标,在大型项目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方面,少有进步。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邻避症候群将会越来越显著。
  
  涉及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矛盾的此类大型项目的公共决策,将持续面临来自民意的质询,多方信息显示,一事一闹、一事一议的处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化解冲突。所谓“永久”Say No 的妥协除了表示官方“维稳”的决心,与程序正义的制度建设几乎背道而驰,反将项目上马前的环评、引资承诺等置若儿戏,对政府公信力的损耗是难以修补的,还将影响投资方的利益和信心,长远来说,不利于社会诚信的建设。
  
  那么,如何应对高发的邻避运动?恐怕既不是民间鼓噪的泛政治化能够推进,也不是官方零和地看待权力博弈的治理观念所能化解的。
  
  民间社会需要将此类集体行动还原为环境抗争运动,祛除寄托其间不切实际的泛政治化想象,让抗争者自己表达诉求;而对官方来说,则需要改变过于敏感地消极反对向民间组织赋权的陈旧观念,应在决策前就开放民意沟通渠道,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得公民授权,建立代议机制。
  
  就近年来中国发生的环境抗争运动而言,不同地区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不同,因而在抗争形式上呈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什邡与启东模式介于“肢体冲突”和“游行示威”阶段,而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运动则从“游行示威”向“专业游说”阶段过渡中。正是由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运动并没有止步于邻避效应,而是发展出一套民意沟通机制,诸如建立维权领袖、专家参与市长主持的相关工作会议的协调制度,共同向公众展示决策过程等等。
  
  代议民主式的公共决策,就不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一把手拍脑袋的决策模式,从效率上来说,甚至可能是降低了。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一事就历时经年,备选地址增至五个,而并非“永久Say No”。在漫长的论证过程中,公民逐渐意识到,“我制造了垃圾,不可能拒绝垃圾的处理”,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它们而不是逃避它们。如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公民替他人承担风险,那么,一种可靠的办法是引入生态补偿机制,即对可能产生的威胁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
  
  让政府的一把手或是抗议者来决定一个项目都可能是不科学的。一般性的公民环境抗争,其动力源头往往是“身体的感受性”,这基于强烈的身体或心理焦虑,带有主观性,随着社会运动的深入发展,这种主观性亦逐渐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也就是说,重大项目的公共决策日益制度化以后,全能政府将退出,进而建立官民协同治理的新模式,实际上,也是社会风险的均摊,政府不再为公共决策承担全部责任。
  
  未来的趋势是,全球化也在为风险社会的协同治理提供新的可能性,诸如论证某个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类长远的福祉,全球的科学家们正在合作发展新的评估标准。联合国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便是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它在努力为各种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注重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更长远的规划和制约,显得像是一种愿景。
  
  《环球时报》英文版2012年7月30日,此为中文原文。

公民自救与社会治理的调适:以北京暴雨舆情为例



公民自救与社会治理的调适
----以北京暴雨舆情为例

彭晓芸

直到7月26日晚间,新浪微博以“头条新闻”的官方账号放出了央视逐一念出北京暴雨遇难者名单的视频,这场持续一周的舆情才算有所降温。而在前一天晚上,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纷纷抱怨微博“发不动”了,看起来,似乎是网站方面为了应对持续高烧不退的舆情而采取的临时限制措施,但“人工降温”的限制手段,显然不如第二天的信息公开这一应对方式来得有效。

人民日报“漂亮的舆论战”

7月27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早早地发布了北京暴雨遇难者名单,配图是人民日报的见报版面。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ID为“@摘星手010”)发表微博评论说:“ 66位京城暴雨死难者,姓名和身份,登上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创刊64年来头一遭。”

的确,从公众对汶川地震死亡名单的拷问,到去年动车事故舆情的持续发酵,天灾人祸的死亡名单应当列入信息公开范畴予以公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舆论对“7•21”特大自然灾害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承诺的“适时公布”字眼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新闻发布会上,死亡人数未被提问也成为微博上的焦点议题,持续数日。

打破僵局的是人民日报。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开通了微博,发布了它的第一则微博:“北京暴雨,整夜无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与大家共同守望。为每一位尚未平安到家的人祈福,向每一位仍然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致敬!北京,加油!”这算是中央媒体正式关切北京暴雨的转折点。短短一周时间,人民日报这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百多则微博,话语风格亲近网民,少官话套话,在第一时间获得关注和赞誉。

而在死亡名单问题上有所推动的,或许是人民日报 7月26日 刊发的评论------《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该文提出:“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这篇文章可以说为公布遇难者名单进行了舆论上的脱敏,这算是一种内部博弈,官方媒体与代表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官僚惯习之间的一场较量与妥协。


地方机关滞后的舆情应对

然而,人民日报打的一场漂亮的舆论战并不能掩盖事件暴露的社会治理滞后的问题。

北京市民政局的微博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7月24日,北京市民政局的官方微博公布了“7•21”北京暴雨捐赠方式和联系电话,这遭到了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抵制,网民们纷纷对这条微博进行嘲讽,发表他们的抵制宣言,个别情绪激愤的还伪造了北京市民政局这一官方账号的言论,将这场网络抵制运动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对峙局面。

当另一批网民自发对伪造北京市民政局“过激言论”进行揭发之后,包括笑蜀在内的一批意见领袖纷纷对转发过那则伪造言论进行道歉。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平息舆论的纷争,大概是照顾民政局这样的官方机构的“网络适应不良”症状,新浪对北京市民政局引发舆论攻击的那则微博进行了特别保护措施,诸如所有的评论不可见,达八万多的转发也不像普通微博那样可查看,可以说,在新浪站方的配合下,北京市民政局以“鸵鸟政策”应对民众关于捐款的质疑。

事实上,北京市民政局可以不必如此畏惧舆论,它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网民们抵制的,却是长期以来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这并非专门针对民政局的政务。但民政局在微博上的表现生硬而缺乏现代行政意识,逃避网民质疑更是丧失了危机公关的机会,将政府机构滞后的社会治理观念暴露无遗。


公民自救与政府决策的赛跑

在社会治理方面滞后的,显然不止北京市民政局。回顾21日当天晚上的微博舆情,可以看到,公民自发的自救行动释放了不可低估的社会能量,个体行动快捷、高效的特点在这场救济当中表现明显。一批私家车纷纷出动,前往机场充当接人的志愿者,而很多私人老板也开放场地,提供休憩场所。公民个体之间的互助看起来显得简便易行,只要个人发挥自由意志便可行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决策的严重滞后,层层报告、再三请示的官僚制度,在应对这样的突发危机时,显得迂腐陈旧,这也是遭致舆论批评的主要原因。“粉丝大户”薛蛮子就发出关于开放公共场所供受困民众休憩是国际惯例的微博,赢得广泛共鸣。

民间舆论普遍赞美公民的自组织和自救能力,将这种互助精神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正能量”。不过,一旦媒体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一点上而忽视了对政府的问责时,公众很快醒悟过来,一位旅美专栏作者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转发九千多次:

@顾猷:纽约市前年暴风雪,整个城市瘫痪。纽约市府立马遭到暴风雪一样的批评,批评来自社会各界,救灾不妨碍批评,边救灾,边批评。雪灾过后,一个接一个的调查组,一个接一个听证会,都旨在弄清政府有没有失职,哪里失职。没有宣扬所谓“正能量”。在眼里不揉沙子的纽约人看来,盯住政府,就是最大的正能量。
这条微博中的那句“盯住政府,就是最大的正能量”广为流传,知名传媒人士如曹景行、钱钢等纷纷转发以示赞同。舆论再一次聚焦对政府的拷问,关于城市规划、关于预警制度、应急预案等被广泛讨论。

这一类讨论,在官方宣传口径当中,叫做“反思”。然而,新闻媒体却接到了不得反思要正面报道的指令。不过,并非所有的媒体都遵循指令,《新京报》和《三联生活周刊》等纷纷突围,推出了厚重的特刊,其中有追忆逝者,也有拷问城市治理的制度之困。抱怨的媒体是“两南”,7月25日的夜里,《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采编人员在微博上透露,两张报纸有多个版面被撤下,这让一线的采编感到沮丧。

7月27日的中午,千龙网发布了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等官员哀悼遇难者的新闻,这一天,是“7·21”北京暴雨的第7天,也就是民俗当中的“头七”。而人民日报也在持续发力,刊登快评《当那些沉重的名字一一念出》,文章写道:“我们还不习惯把那些遇难者的名单公布出来,那些在矿难中、火灾中、地震中、车祸中逝去的生命,还只能是数字。但汶川地震后,我们的国旗已经为遇难者而降;那么,北京‘7·21’灾害的这份遇难者详细名单,能否也开启一个示范,让‘公布遇难者名单’从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更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看起来,官方似乎已下定决心,今后要使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一项制度化的规定。这显然是政府在舆情应对方面的重大进步。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持续很长的时段以来,政府公信力被消耗得岌岌可危,信任的重建并不容易,这需要在信息公开和应对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方面进一步制度化,克服决策层面的摇摆犹疑和滞后被动。

27日午后的微博舆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人们开始在讨论娱乐节目该不该请遇难者家属的问题了,这显然不是一个“攻击”体制的话题。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灾难之后的些许苍凉感慨,一位北方媒体的副总编辑在微博上这样诉说职业的困境:“北京暴雨,据说按照最新的宣传精神,可以‘反思’了。职业生涯多年,见到多个宣传禁令,常有这样的表述‘不准反思’。反思不反思,这个自主权,从来不在媒体自己手中。恩赐的反思,必然有界限。上级媒体对下级地方的舆论监督,必然不长久。扭曲的媒体环境,往小说,毁掉了媒体人的职业之路;往大说…… ”

如是喟叹,透露的是对公共舆论环境人治色彩的不安。或许,从去年的“7·23”到今年的“7·21”,官方应当看到一条清晰的舆情变迁之路,那就是:“越透明越主动,越压制则越被动。”可以研判的一点是,当信息越公开透明时,舆论的偏向反而能够自发生出理性的声音,充分的讨论往往唤起个体的责任意识,在微博受到较少限制的那些时段里,倒是出现不少反思公民安全意识的讨论,也即是,开放的舆论和决策机制,有利于公民成长出分担社会风险的个体责任,反之则导致公民拒绝承担个体责任,而将社会风险全盘推给政府。

然而,应当透明到什么程度?决策的公共参与该如何开放?在当前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官方能否善于化解治理危机,应作出何种调适,需要政府部门以专业姿态,从历次危机当中汲取经验教训。

《舆情参考》2012/7/30

夯实中坚力量才是社会“镇定剂”

 夯实中坚力量才是社会“镇定剂”

彭晓芸

这是一位粉丝数量达8万5千多,认证资料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实名用户发的一条微博:
@李XX: 今天本来很累,连眨眼都觉得费劲,打开微博一看,吴法天挨揍了,我立马来劲了,跟吃了大力丸一样,一跃而起,得找个地方庆祝庆祝! (7月6日  20:44)

这指的是7月6日中午,在北京朝阳公园南门口发生的一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真名吴丹红)遭到四川电视台驻京记者周燕一行人的殴打,吴被打倒几次,没有还手。

事情缘起于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的争论,吴法天对项目是否有严重污染表示存疑,发起讨论,希望方舟子回应。而记者周燕则对他这番言论表示反感,多次挑衅要打吴法天,两人争执不下,约定到朝阳公园“较量”、“普法”。此后,这场见面被微博舆论广泛称为“约架”,对动手打人者的辩护也源自于此,包括一些法学教授、吴法天的同事萧瀚也言之凿凿,将打人视为合法的契约,认为周燕可以打吴法天。

其实,吴法天在出发前就发出过这样的微博:“是文斗不是武斗”、“保证理性辩论,保证不与女人动手。几个争议话题都可以谈,网友可围观摄像”。依这番言论及视频所见,吴法天的确是想去“论战”而不是“打架”,无论这一场论战有无“表演性”和“炒作”成分在内。

但当天的现场围观者,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是冲着“普法”而来的,而是冲着揍他一顿的发泄目的而来。所谓“约架”主体也不再仅仅是网上争执的吴法天与周燕,而是来了诸多旁观者,他们趁其不备推搡、殴打了吴法天多次。

周燕本人也在事后发微博称:“鸡蛋两枚上脸,后背三腿,裆下三脚。” 对打人行为直言不讳,还有几分邀功的得意。随后,周燕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这时微博上开始沸腾了,一批媒体人和律师、学者开始高调为女士鸣不平,把议题转为了性别压迫。其中不乏闾丘露薇、叶匡政等知名媒体人、作家。

而用户名为“韩寒”的账号更是发出这样一条鼓动打人的微博:
“一个男的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侮辱一个女人,同意约架并欣然前往,这男的就欠抽,尤其今天还是世界接吻日,所以更欠抽。别扯什么公知,民主,法制,文革,也别反咬他人,谎说自己被围殴。满地打滚是碰瓷犯的特征。就两个字,欠抽。这事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是蒋经国,也得抽。”

由于深陷代笔门,“作家”韩寒的博客文章或长微博多被怀疑有代笔,而这条罕见的短微博,网民们则倾向于是韩寒本人所发。其内容所鼓噪的暴力和逻辑上的无厘头,引发了争议。一些网友质问韩寒,以韩寒的公开言论,他也多有侮辱女人,该如何处置?在质问浪潮中,用户“韩寒”的这条微博“消失”了。

这是继“方韩大战”以来,微博上再一次意见分裂。支持打人者认为,吴法天一贯的言论有为政府辩护的嫌疑,俗称“五毛”,认为“五毛”就该打;反对者认为,无论吴法天的言论代表何种政治倾向,都不构成打人的理由。

本来是一个不可辩的价值底线,但在此刻的微博上甚至在现实中,公众已经丧失了对“非暴力、不可行私刑”的文明共识。当“该不该打”被博联社官方微博以及一些网民作为议题选项发起投票时,这一针对个体权益的简单共识也宣告破裂了。

南京大学德语系教师常晅在微博上这样说:“吴法天事件让我这个中间派彻底认清了那些所谓民主公知的人士不过是另一种形式,某种意义上讲更高级的五毛党。他们用自己现实的言行诠释着他们所追求和倡导的那种在他们口里叫民主和人权的东西究竟是个神马东西!”

在官方看起来,这似乎是反抗力量的一次挫败,但这并不能消解社会正在聚集的普遍焦虑和政治紧张。一旦对个体施暴的行为获得鼓励,在体制框架内难以谋求的目标,将会被公民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原始正义快感予以宣泄,而施暴目标是不既定的,今天可能是吴法天,明天可能是李法天,今天可能是高校学者,明天可能是官员,今天可能是由于意见不合,明天可能是由于一次更小的分歧。

所谓“反抗力量”的挫败,并不能减缓维稳体制内在的动力枯竭的危机,而恰恰正在加剧着社会情绪的极化。正如文章开头那位南都记者的微博所表现的,暴力犹如大力丸,使得潜在的社会不满得以发泄。然而,这些粉丝数万的“社会精英”却在传染一种戾气,在群体性事件和局部骚乱日益频发的今天,这股戾气恐怕还在持续蔓延。

极化现象源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加剧,也源自长期以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盛行。“敌我矛盾”“阶级斗争”这些古老词汇也许退场了,但是这种思维在维稳体制当中,却一直得以强化,并未被先进的制度所消弭。因此,体制被切割为“忠诚的”和“非忠诚的”,体制外被切割为“主流的”和“边缘的”,这种切割方式往往以社会身份、地位、官僚等级等等为评判指标,却忽视了一个社会有序发展所需要的的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某种程度上,抑制“非忠诚的”或“边缘的”的社会群体,只会使得这些力量在非主流价值观上走得更远-----诸如主张暴力反抗,并且从这种主张当中获得他们边缘式生存的道义资源,这就形成了越“抑制”却越是“放任”的恶性循环:官方抑制了他们的自由空间的同时,等于放任了社会戾气的放大、蔓延。如果使得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在相当的自由度之下公平竞争,那么,极端的反抗力量是无法获得现在所保有的道义资源和社会支持度的,通俗地说,就是越打压越反弹,越打压越暴戾。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应当让这种暴戾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的。在这个维度上,培育社会中坚力量,鼓励理性声音,对于社会稳定、塑造主流价值观大有裨益。而这需要执政党调整遏制社会抗议的部署,将强制手段改变为柔性手段,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空间。

可以预见,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未来将出现话语和路径的竞争,官方不应当在这种竞争中扮演助长极端情绪的角色,而任一种打压式的社会管理行为,均有可能被各自的阵营转化为道义上的优势,这时候,刚性管理将不如柔性管理,直接管理不如间接管理,借助社会中坚力量来调节和平衡社会矛盾,比粗暴地压制某一方要来得有效得多。当然,前提是,社会中坚力量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积累。

《舆情参考》

2012年7月26日星期四

关于市场化媒体和党媒的评议

关于市场化媒体和党媒的评议 

关于概念,这里解释一下,所谓党媒,狭义指机关报,人民日报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都是党媒,这里的狭义党媒相对于市场化媒体,各类子刊,属于非机关报,走都市报、市场化路径的,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属于市场报。但是,如果讲广义党媒,则是说党管媒体,那么,所有公开发行的本土媒体,都是党媒。这个则相对于外媒,外媒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实际上也有受到管理。

而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则是诸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南方日报的区别。这些概念还是厘清一下为好。下列表述可能有混用,就不一一改了。我所指的,有竞争力的媒体,指中央媒体的能量不可小觑,央视、新华社,都拥有地方媒体难以比拟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

以下为微博合辑:

据说南周八个版的北京暴雨 报道被撤。看起来,这是逼纸媒要么破产要么造反了。纸媒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了,如此折腾一番,肯定玩不起。但是,现在纸媒的管理者,不是媒体人,他们是官僚,官僚的眼里,没有新闻也没有读者。只有,上面。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今天我会实地考察一下,去报摊同时买南周和三联,看看哪个能出报道。南周被撤稿的消息来源是该报员工。总有一天,最直接最核心的利益竞争,会导致纸媒纷纷抗命,这就是新闻管制与现时传媒生态格格不入的地方,计划经济管制方式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协调导致的冲突。至于追求新闻自由,另当别论。

一线采编是写字的人,他们的价值是自己的作品,而管理者却是官僚------官僚的利益是升迁和保住现有位置,这种组织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员工和领导的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极为罕见。

回复@守拙道人:无论什么媒体,无论立场是什么,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业务要批评(来自民间),但是,新闻自由,是任何一个媒体都有权利追求的。无论它是环球时报还是南方周末。//@守拙道人:挺有意思,左中右都在转评,共识大于分歧。//@守拙道人:挺有意思,左中右都在转评,共识大于分歧。(指我关于南方周末被撤版的那条微博,该微博被转发9334次之后,被隐藏了。)

对媒体的制约应当由公民团体来监督评估,由学界、读者的媒介批判运动来平衡,而不是公权力扼杀,一码归一码。南周的确被撤版,连社评印好也撤下重印,这当然要抗议。官僚的手,伸得太长了。

我早说过,党媒出现了双轨话语,这是一种不得以的调适,就跟韧性威权具备的调适能力那样。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新闻当立法。//@张志安: @人民日报开设官方微博,从此以后将逐渐出现两个版本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纸质版+人民日报微博版。后者因跟人民更靠近,所以必须更多说人话,而非官话或套话

人民日报开微博,亲自(这个词用得怪异,见谅)对北京暴雨进行舆情通告,这是官媒抢占话语权,重新树立党媒威信的举措,当然值得欢迎,但也要看到,新闻管制依然存在,这就令人忧虑恐将出现不公平竞争的局面,为何人民日报可发的内容,其他媒体未必能发(即便微博发)?权威性不是通过压制树立的。

实际上,一个相对健康的舆论环境,的确需要主流媒体以及它们拥有的权威性,这样社会舆论才不会极化分布,民粹的舆论才不至于成为主流,因此,我是乐于见到党媒出来和市场化(只是相对而言,其实都是党媒)媒体竞争的,但前提就是,大家应当获得公平的入场券,拥有报道权,包括异地监督。

如果真的放开自由竞争,地方媒体在重大事务上的报道,是可能竞争不过党媒的,诸如人民日报和央视,如果它们发力,其所拥有的资源和各种便利条件,地方媒体不是他们的对手,可以设想,经过一轮轮自由竞争,市场洗礼,地方媒体最终反而会自主选择【社区报】化,但你不给竞争,它们就被扼住喉咙,不服气。

 在民主化进程中,党媒是最有可能蜕变成为公共媒体的,不要小看了党媒的能量和积累,一旦它们剥除党式话语,迎合民意,那么,党媒有它的权威性,这点地方媒体难以抗衡,当然,民主转型以后,它肯定不叫党媒了。目前地方媒体已趋于民粹化,这就是压制的后果。

这是一个先动政体还是先开放舆论的问题。这种后极权或曰新威权,不容许党外媒体的存在,但这种不容许,慢慢变成形存实亡,有了互联网,党外自媒体、党外舆论早就存在了,这种传播机制之下,还要苦苦守着几个纸媒宣称自己拥有宣传机器,最大损害不是受众,而是那些需要装模作样的传统媒体自身利益受损。

是的,我认为目前已有条件逐步放开舆论管制,推动信息公开制度化。实际上,新闻管制目前已被私意挟持了,譬如官员和企业主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张鹤慈:个人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关注点就是舆论自由和司法公正透明;这并不是一些人主张的需要推翻和打倒后才能够提的。他们的基础是私有化后的社会多元化。

更早前文章:

概要: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匪夷所思”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这一天叫“头七”,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轮番轰炸”、对“中国高铁模式”的反思,在官方看来犹如“脱缰的野马”,非拉回来不可了: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月30日凌晨,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至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无奈的抱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温州没有奇迹”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该报此举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闯红灯”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在微博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并骄傲地提醒读者:“看清了,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而是最终开印的”。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大崩溃”为题的封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高铁利益共同体”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发生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抗命”。网民们在微博上为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勇敢”致敬,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他们前赴后继,为新闻自由付出了诸多个人代价,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失灵”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10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除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涉及第二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关键因素: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感同身受”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评指出,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应对公共危机显得“笨拙”,继而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在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值得体味,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体制性拘谨”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后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彭晓芸:微博时代党媒变化 政治话语走双轨

发布时间:2011-07-25 09:39 作者:彭晓芸 字号:   点击:2174次
《环球时报》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圈内,时常是一个被拿来调侃的党媒标签,诸如“做人不要太环球了”。《环球时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主办与出版的国际新闻类小报,隶属党报,但又不算机关报,走的是诉诸民族主义的半官方半市场化媒体道路,其发行量据称非常可观,达上百万份。

  总编微博“历险”转变话语

不过,自从其总编胡锡进上了微博之后,《环球时报》的社论指向有了微妙的调整。他们开始抨击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判断“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公信力缺失”,开始预警“舆论监督渐入中国吏治核心”,指出“以往省部级落马官员都是中纪委直接立案处理的,今后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同的个案:推倒某个高级官员的原动力来自互联网”,也就是说,他们过去对中国社会基本面信心爆棚的姿态有所调整,不得不开始承认民意的力量。

这种变化与该报自称社论主笔的总编胡锡进上微博的经历,恐怕不无关系。从遭遇极大挫败感、被骂得狗血淋头到逐渐转变话语方式迎合民意,胡锡进的微博体验甚至惊动了南方媒体,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人物周刊》以胡锡进为封面人物,专文记叙其微博“历险记”。所谓“历险”,指的是这一类官方色彩极其浓重的人物,一旦上诸如微博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容易产生广场不适应症,诸如作家余秋雨就被网民骂跑、宣传部门官员伍皓也常被网民戏谑。在今年2月开博之初,胡锡进自称:“打开我的新微博世界,居然半天时间就有了5000多关注者,这真让我吃惊。看到很多留言,许多是批评我的。”短短4个多月,胡锡进的粉丝数量超百万,虽然他自诩对批评之声早有心理准备,但网民的抨击甚至攻击谩骂漫如洪水,想必对胡锡进来说,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可以说,在强大的民意汹涌之下,这些原本躲在体制内貌似“高枕无忧”的官方人士,在敞开的话语广场上,已经难以再固执己见,将原来体制化、官僚化的既定思维贯彻到底了。胡锡进的变化当然是显著的,但一个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的转向则恐怕是缓慢且起伏的,环球时报的社论仍然时不时冒出惊人之论,时不时成为网民调侃对象,但除了民族主义立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却越来越与南方自由派媒体人有趋同之势。甚至于,连被官方打压已经转战香港的网路维权人士北风都在新浪微博转发胡锡进的评论,人们戏称,终于达成“胡温共识”了(北风本名姓温)。

  人民日报出现两种声音

其实,微妙的动向不仅仅从这位微博总编身上可见,就是一向被誉为代表官方权威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在传递着“双轨制”的声音。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纪闻”的评论文章,标题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指出“党纪不允许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看上去声色俱厉,不容有异议,次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却发表署名为“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文章,指出“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近日,人民网甚至发出评论文章《不要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文章说“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可以想见,在一个话语权日益扁平化的时代,想要垄断话语空间和控制政治生态的发展,已经不再如同机关大院时代那么具备强制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力在崛起,而聪明的体制内成员,则提前嗅到了这种变化的气息。

(原载《旺报》2011/07/17)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

为什么要抗议新浪微博:谋求明规则从小事做起

为什么要抗议新浪微博:谋求明规则从小事做起

2012-07-18 19:15 星期三 晴

  我是个对潜规则零容忍的人。底线以上的,随便你欺负我,底线以下的,门都没有。
  
  新浪近期对本人采取了半屏蔽措施,致使一些认证用户及互动较多的粉丝无法实时看到我更新。本人暂停更新新浪微博,除非这些小动作消失。2012.07.17 
  
  本人不是第一次抗议新浪了,龌龊小动作,我最为厌恶,比真枪实弹、明目张胆但至少在台面上的删帖禁言可耻。
  
  我曾写过抗议新浪搞暗箱操作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个规则爱好者,民主才有希望》。当时,我曾经离开新浪数月,后来因朋友拉我回去,我戏称,搜得到我名字,我才回去,“我不做小三”,发个微博还偷偷摸摸的。我以为新浪一如此前地屏蔽我,所以应该是搜不到我名字的(此前多次试验,名字被屏蔽,微博被选择性屏蔽),此说只为敷衍朋友。结果,当时一搜,居然还真解禁了,所以,我才回去新浪,同时,不放弃经营其他微博,我知道,这种资本的垄断,随时会再发生,无规则可循的,所以,“狡兔三窟”,是必须的。
  
  回去新浪的这一年,我积极呼吁和推动建立社区规则,希望新浪做到“删帖有通知,销户应公示,删帖销户均可申诉”,因此,我参与社区委员建设工作,在新浪公告的社区专家委员中,我是成员。我希望在推动信息自由的道路上,通过规则化一步步推动透明化和制度化。以此制约人为因素的暗箱操作,也为真正的信息自由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
  
  然而,方韩大战发生之后,新浪和质疑韩寒的这一批微博用户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关系,他们时有屏蔽包括方舟子在内的质疑一方的微博。
  
  此前,是每次韩寒出来走两步的那一天,几乎多半质疑过韩寒的用户,在当天,微博都受到各种限制和障碍,现在,居然把这种小动作持续、常态了(至少对我是如此)。新浪究竟是谁的公司呢?“韩的国”?一个企业如果不能致力于规则化、透明化、制度化管理,而任意宰制用户的权益,这种企业是不会受人尊敬和持久发展的。
  
  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不会没事找事,就像工作被莫名革职,发生了,我就是个死磕的人,就是要规则,宁愿要规则也不会考虑个人利益了,宁愿要规则也不会要什么封口费,宁愿要规则也不会在乎什么影响力传播力。
  
  我不在乎影响力传播力,但我在乎影响影响力传播力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如果是肮脏的、不透明的,那么,这样得来或被绑架的影响力传播力就是虚无的,一如我此前所质疑的,韩寒的“巨额影响力来历不明”,同样的,我也不容忍小额影响力被不明物限制,如是,我宁愿放弃那里的影响力。
  
  我认为,只有有限度的抗议,才能压制权力和资本的狂妄自大。让资本在节制中竞争才是良序。
  
  这些小事情的抗议,其实很有必要,但是国人太懒于做这种抗议了,于是日益形成任人宰割的局面。我读书时也懒于抗议,但读研时开始,“迎客松”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在通往信息自由的路上,原来有这么多的阻滞。
  
  因此,在职场上,我是个受不了潜规则的人。以前领导从来不敢找我发人情稿,知道找我发就是要么他炒我鱿鱼,要么我炒他鱿鱼的事情了。
  
  我们总是幻想着人家的民主,看见政党轮替很羡慕。但是,我们有无身体力行地在日常生活中贯彻民主的原则呢?诸如微博,既然已经有这么多家竞争对手,如果有人冒犯你的底线,你是抗议还是不抗议?很多人为了面子、人情、习惯、虚荣,这也不抗议,那也不争,如此,我们自身就缺乏维系民主生活的品格。
  
  一家上市公司,对我的言论无可奈何,起码找不到删帖的理由,半年来,我几乎没有怎么被删帖。但是他们如今所为,和南方系又差多少呢?人家是记者撒泼打滚骂脏话,他们是背地里搞龌龊小动作。无非就是我捅了韩寒这个篓子,网站费尽心机捧出来的偶像崩塌了,搞搞小动作泄愤。这些人,都在为骗子殉葬,一家企业的公信力就这样消耗了。
  
  有人说,如“@心无界”说:“上午看到你说离开新浪微博,但是XX和新浪的用户群还是有差距的”。-----我不太在乎这个既定格局,如果由于依赖其既定格局而纵容企业肆意妄为,那么,我们就会成为资本的奴隶。像警惕公权力那样警惕资本,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能忽视后者的破坏力。
  
  一个人没有掌权的时候,想象不到他掌权的时候会不会独裁。因此,国家才需要民主监督,社会才需要形成监督和制约的生物链。媒体监督政客,读者监督媒体(网站),知识分子要有超脱之品格,既批判政客也批判媒体,有时候还会戳痛大众,而知识分子也会被制约,公知包庇骗子,公知也被批判,公信力受损。
  
  南方报系包装韩寒,在网络风起云涌质疑风潮中坚持错误不改,在包庇的路上越走越远,被读者批判,同样的道理,新浪和南方报业异曲同工,它更是一手打造韩寒的网络媒体,如果它有偏袒,一样要接受南方报业遭受的批判,尤其是现在新浪微博“一博独大”,践踏规则,搞黑箱操作,那么,自然要监督和制约。
  
  
  只有形成广泛的监督链,每个人都认识到,无论你占据的道德高地有多高,没有哪个有免于被监督的“法外之权”。只有当“没有一个人例外”----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我们才会慎言慎行,为自己留下的历史痕迹负责。正如质疑韩寒的方舟子也遭受猛烈攻击和质疑,制约的力量环环相扣,当然,监督水准有高低。
  
  
  原子化的个体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无法进步的根源。人们总是在想,我抗议了又如何呢,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错了,你抗议了就会有所不同。你的每一寸抗议,都在制约试图垄断的资本,至少,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我们不应当被网络工具所绑架,我们应当为自己的声音多准备一些声道。
  
  #做个明规则爱好者,对潜规则、黑箱操作零容忍#

又及:

   我们没有多党,但我们有多微博,就把他们看作党争,鼓励秉持商业道德的利益之争。那么,如何制约他们,我们是否民主精神,有辨识力呢?就把新浪腾讯搜狐等视为多党,哪个表现好一点,就支持谁,我是中间选民。之前腾讯请韩寒去,小编还发了不当微博挑衅,我也停止更新,后来腾讯致歉了,此役,腾讯胜。 

      被新浪偷偷摸摸限制的,肯定不只我一个。我也经常发现其他人的微博看不见。所以,总得有人抗议,如果是技术问题,新浪早就在我发微博质询的时候解释了,他们一直在我的询问中不做声,因此,我视为他们默认了的确存在小动作。微博技术的核心价值是实时抓取,限制了这个功能,大家不如看博客了。

2012年7月4日星期三

盘点群体性事件:启动政改才是正道

    维稳体制不可持续
  启动政改才是正道

  
  彭晓芸
  
  6月29日,广东中山“沙溪警方在线”的官方微博发出悬赏20万的公告,寻找沙溪局部骚乱的组织者、打砸抢者线索;还是6月29日,由四川什邡宏达集团投资104亿元的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四川什邡举行,该项目是什邡市历史上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本地电视台隆重报道项目开工典礼的次日,什邡发生了连续数日的抗议活动。
  
  广东中山一案起因于重庆籍少年和沙溪本地少年的冲突,继而引发骚乱;什邡一案则是一场居民抗议钼铜项目的维权运动。从公民自媒体发布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来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血冲突。
  
  群众事件发生频仍
  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这只是两个近期的个案而已,但却可以大胆地说,当下中国已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密集发生之后的质变期。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2005年一度下降,但从2006年起又开始上升,最近五年来更是在规模和类型方面有新的变量。
  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项目的大规模集体“散步”(为规避新闻审查,大陆民众以“散步”指称“游行集会”)、大连反对PX项目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这其中,有诉求模糊的大型集会(多数演变为骚乱),也有诉求明确的反基层政府腐败的政治抗争以及同样诉求明确的环保运动,还有劳工纠纷。尽管这些集体行为类型不同,但它们都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表征,指向的是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积怨,如果未能有效释放这些社会能量,基层社会治理将面临信用破产的危险,进而威胁威权体制的稳定。
  针对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的“维稳体制”也紧绷到了一触即发、濒临崩溃的边缘。
  
  “维稳体制”烧钱
  将受经济增长制约

  
  中国维稳体制所维系的这种稳定被学者称为“刚性稳定”,与“韧性稳定”相对。也就是说,依靠强力维稳的社会稳定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维系这种稳定的要素产生变化,那么,过去被强制手段钳制的社会矛盾将会集中爆发,社会治理的局面将更加被动。
  
  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维稳体制的强力手段,首先靠的是可观的维稳经费来维系。每一次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出动警力,都是地方财政的一次“出血”。
  
  根据乌坎事件中流传出来的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内部讲话视频透露,警力经费支出是由地方政府买单的。而目前地方财政所依赖的土地增值及地方经济产业结构,都存在着内在的局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经济发展停滞,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根基将受到动摇,强力维稳困难度将增加,恐将出现维稳队伍指挥不动的尴尬局面。
  
  近年来广东出现的城乡结合部局部冲突、小规模骚乱已经昭示着经济增长面临放缓、停滞的发展低谷。这是产业结构发生转移的必然,而广东作为三资企业最为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自然是“春江水寒鸭先知”。因此,表面看来,尽管新塘、沙溪骚乱呈现为本土与外来工的族群冲突模式,但其内在核心仍然是经济问题。广东吸纳外来农民工的历史由来已久,过去并没有产生这种剧烈的土客冲突,也一向被誉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一般认知上,“广东不排外”早已名声在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就开始出现了近年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情况,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困顿,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诸如广东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便出现大批农民工失业或返乡。
  
  然而,困难在于,“二代农民工”不同于“一代农民工”,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是几乎回不去的一代。“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回乡还能务农、自在生活,很多的二代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他们也不会种田,爱打游戏,时髦但经济不宽裕,崇尚消费主义,追求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元。吊诡的是,城市也并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们,户籍屏障、教育培训机制、医疗社会保障,没有哪条能够为他们的转型和上升空间做好铺垫,在此情境之下,一旦经济萧条,他们容易陷入绝望。
  
  调研广东的多起局部骚乱,跟“二代农民工”或失业滞留城市,或开工不足、收入增长停滞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而城市在福利保障方面经由户籍屏障将这些打工者排除在外,基层治安管理的治理方式粗暴,对外来工多有盘剥,这些矛盾在累积,因此,往往一点点小火苗也能燃起社会怨恨的大火,沙溪冲突就有人无奈地戏谑是“一个芒果引发的血案”。此类诉求不明确的群体事件,学者于建嵘称为“泄愤型群体事件”。
  
  地方治理模式落后
  跑不赢自媒体时代

  
  乌坎事件的妥善处理引起多方面关注,有人希望推行乌坎模式。有评论乐观地评价说:“乌坎农民今年1月~2月进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进一步说明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广东不采取行政压制,而采取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方式来化解社会冲突,改变了目前中国由上往下实现强制管理方式,为中国协商民主化道路点明了一个新的方式。”
  
  然而,可能不少人忽视了抗争政治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组织能力、动员方式可能影响着官方的处置方式。根据我的了解,乌坎所在的潮汕地区,其乡村格局与诸如湖南湖北等内地乡村生态可能很不一样,这恐是乌坎模式推广时会遇到的问题。
  
  由于宗族社会的强大,乌坎村民实际上避开了官方一直压制和警惕的公民自组织管制管道,通过宗族事务、乡村礼俗的日常共处,建立起了村民自治的权威和领袖人物,而不是等到了维权运动发起才临时寻求维权领袖或者干脆就没有组织者,陷入混乱无序。乌坎的有理有节有据抗争模式,乌坎维权领袖坚韧的人格魅力都在动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连潮汕妇女拜神的日常礼仪,都在抗争运动中转化为一种令官方不得不屏息凝视的抗争剧码。
  
  上述特质和条件,在年轻人和男人都外出打工的内地“空巢乡村”,恐怕不多见。正如台湾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们所言的,“运动作为一种自我教习”,需要在长期的自组织自治练习当中获得。而空巢乡村几乎失去这样的机会,他们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人口红利优势的一颗螺丝钉。
  
  观察近日的什邡事件还可以看到,抗争运动中,除了维权者的技术含量高低之别,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的治理思路,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什邡政府网站发布的致公民的公开信中,出现大量诸如“别有用心”、“包藏祸心”、“捕风捉影”、“鼓动”、“不明真相”、“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革命年代的词汇,可以说,基层政府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革命党遗留下来的那套时时刻刻紧绷着一根“敌我矛盾”的弦。即便来到了新媒体微博,什邡公安局发布的通告,依然组织策划抗议行动定性为“非法集会”,表示将要“严厉惩处”。
  
  对于维稳体制来说,几乎不需要区别合理诉求的维权运动与泄愤型的骚乱,只要有集体行动,官方的逻辑很容易想到政治对抗、敏感事件,地方官员害怕被追究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责任,为保乌纱帽,强力压制往往成为首要选项,什邡警方也承认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等非致命武器驱散人群。从当地公民自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也的确有部分民众受伤。
  
  让民众练习表达
  维稳焦灼方有解

  
  观照台湾社会,台湾的社会运动走过一条曲折艰辛的道路,真正的转折期在于民主化。
  
  民主化改变了抗议行为的意义,抗议成为常态的社会现象,而抗议处理也从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仅就环保运动而言,台湾“环保署”在1994年曾经承认,“动辄以危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会安全为由,让行政院紧急公害纠纷处理小组任意介入,则将引起诸多疑问,甚至造成激化公害纠纷事件,以争取政府高层重视的反效果。”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事件,台湾的官员在民主化之后逐渐意识到,例行处理才能避免环境抗争演变成为政治事件。

  这一思路对大陆的社会治理应当是有深刻的启发的。
  
  在群体事件高发持续近20年的今天,执政党应当清醒意识到当前的困境,来自于合法性危机。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所分析的,在一个以法理实现政权合法性的国家,诸如英国发生的骚乱,政府即便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也不会危及执政合法性,依然得到主流媒体和社会精英的认可。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采取暴力手段抗议是非法的”有着普遍的社会共识,而在转型中的中国,反抗力量一直在美化暴力,认为暴力对于威权政府是一种合理抗争。这便陷入了对峙和社会治理的恶性循环。
  
  因此,启动政治改革,还自由予民众以练习表达社会抗议,是化解当前维稳体制僵化胶着局面的唯一选项。如果中央政府不考虑推动政治改革,不考虑如何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主流媒体重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频发的群体事件,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使中国完成良序的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
  
  《新新闻》专栏 1322期201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