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救与社会治理的调适：以北京暴雨舆情为例

公民自救与社会治理的调适
----以北京暴雨舆情为例

彭晓芸

直到7月26日晚间，新浪微博以“头条新闻”的官方账号放出了央视逐一念出北京暴雨遇难者名单的视频，这场持续一周的舆情才算有所降温。而在前一天晚上，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纷纷抱怨微博“发不动”了，看起来，似乎是网站方面为了应对持续高烧不退的舆情而采取的临时限制措施，但“人工降温”的限制手段，显然不如第二天的信息公开这一应对方式来得有效。

人民日报“漂亮的舆论战”

7月27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早早地发布了北京暴雨遇难者名单，配图是人民日报的见报版面。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ID为“@摘星手010”）发表微博评论说：“ 66位京城暴雨死难者，姓名和身份，登上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创刊64年来头一遭。”

的确，从公众对汶川地震死亡名单的拷问，到去年动车事故舆情的持续发酵，天灾人祸的死亡名单应当列入信息公开范畴予以公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舆论对“7•21”特大自然灾害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承诺的“适时公布”字眼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新闻发布会上，死亡人数未被提问也成为微博上的焦点议题，持续数日。

打破僵局的是人民日报。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开通了微博，发布了它的第一则微博：“北京暴雨，整夜无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与大家共同守望。为每一位尚未平安到家的人祈福，向每一位仍然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致敬！北京，加油！”这算是中央媒体正式关切北京暴雨的转折点。短短一周时间，人民日报这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百多则微博，话语风格亲近网民，少官话套话，在第一时间获得关注和赞誉。

而在死亡名单问题上有所推动的，或许是人民日报 7月26日 刊发的评论------《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该文提出：“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这篇文章可以说为公布遇难者名单进行了舆论上的脱敏，这算是一种内部博弈，官方媒体与代表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官僚惯习之间的一场较量与妥协。


地方机关滞后的舆情应对

然而，人民日报打的一场漂亮的舆论战并不能掩盖事件暴露的社会治理滞后的问题。

北京市民政局的微博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7月24日，北京市民政局的官方微博公布了“7•21”北京暴雨捐赠方式和联系电话，这遭到了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抵制，网民们纷纷对这条微博进行嘲讽，发表他们的抵制宣言，个别情绪激愤的还伪造了北京市民政局这一官方账号的言论，将这场网络抵制运动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对峙局面。

当另一批网民自发对伪造北京市民政局“过激言论”进行揭发之后，包括笑蜀在内的一批意见领袖纷纷对转发过那则伪造言论进行道歉。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平息舆论的纷争，大概是照顾民政局这样的官方机构的“网络适应不良”症状，新浪对北京市民政局引发舆论攻击的那则微博进行了特别保护措施，诸如所有的评论不可见，达八万多的转发也不像普通微博那样可查看，可以说，在新浪站方的配合下，北京市民政局以“鸵鸟政策”应对民众关于捐款的质疑。

事实上，北京市民政局可以不必如此畏惧舆论，它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网民们抵制的，却是长期以来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这并非专门针对民政局的政务。但民政局在微博上的表现生硬而缺乏现代行政意识，逃避网民质疑更是丧失了危机公关的机会，将政府机构滞后的社会治理观念暴露无遗。


公民自救与政府决策的赛跑

在社会治理方面滞后的，显然不止北京市民政局。回顾21日当天晚上的微博舆情，可以看到，公民自发的自救行动释放了不可低估的社会能量，个体行动快捷、高效的特点在这场救济当中表现明显。一批私家车纷纷出动，前往机场充当接人的志愿者，而很多私人老板也开放场地，提供休憩场所。公民个体之间的互助看起来显得简便易行，只要个人发挥自由意志便可行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决策的严重滞后，层层报告、再三请示的官僚制度，在应对这样的突发危机时，显得迂腐陈旧，这也是遭致舆论批评的主要原因。“粉丝大户”薛蛮子就发出关于开放公共场所供受困民众休憩是国际惯例的微博，赢得广泛共鸣。

民间舆论普遍赞美公民的自组织和自救能力，将这种互助精神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正能量”。不过，一旦媒体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一点上而忽视了对政府的问责时，公众很快醒悟过来，一位旅美专栏作者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转发九千多次：

@顾猷：纽约市前年暴风雪，整个城市瘫痪。纽约市府立马遭到暴风雪一样的批评，批评来自社会各界，救灾不妨碍批评，边救灾，边批评。雪灾过后，一个接一个的调查组，一个接一个听证会，都旨在弄清政府有没有失职，哪里失职。没有宣扬所谓“正能量”。在眼里不揉沙子的纽约人看来，盯住政府，就是最大的正能量。
这条微博中的那句“盯住政府，就是最大的正能量”广为流传，知名传媒人士如曹景行、钱钢等纷纷转发以示赞同。舆论再一次聚焦对政府的拷问，关于城市规划、关于预警制度、应急预案等被广泛讨论。

这一类讨论，在官方宣传口径当中，叫做“反思”。然而，新闻媒体却接到了不得反思要正面报道的指令。不过，并非所有的媒体都遵循指令，《新京报》和《三联生活周刊》等纷纷突围，推出了厚重的特刊，其中有追忆逝者，也有拷问城市治理的制度之困。抱怨的媒体是“两南”，7月25日的夜里，《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采编人员在微博上透露，两张报纸有多个版面被撤下，这让一线的采编感到沮丧。

7月27日的中午，千龙网发布了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等官员哀悼遇难者的新闻，这一天，是“7·21”北京暴雨的第7天，也就是民俗当中的“头七”。而人民日报也在持续发力，刊登快评《当那些沉重的名字一一念出》，文章写道：“我们还不习惯把那些遇难者的名单公布出来，那些在矿难中、火灾中、地震中、车祸中逝去的生命，还只能是数字。但汶川地震后，我们的国旗已经为遇难者而降；那么，北京‘7·21’灾害的这份遇难者详细名单，能否也开启一个示范，让‘公布遇难者名单’从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更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看起来，官方似乎已下定决心，今后要使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一项制度化的规定。这显然是政府在舆情应对方面的重大进步。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持续很长的时段以来，政府公信力被消耗得岌岌可危，信任的重建并不容易，这需要在信息公开和应对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方面进一步制度化，克服决策层面的摇摆犹疑和滞后被动。

27日午后的微博舆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人们开始在讨论娱乐节目该不该请遇难者家属的问题了，这显然不是一个“攻击”体制的话题。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灾难之后的些许苍凉感慨，一位北方媒体的副总编辑在微博上这样诉说职业的困境：“北京暴雨，据说按照最新的宣传精神，可以‘反思’了。职业生涯多年，见到多个宣传禁令，常有这样的表述‘不准反思’。反思不反思，这个自主权，从来不在媒体自己手中。恩赐的反思，必然有界限。上级媒体对下级地方的舆论监督，必然不长久。扭曲的媒体环境，往小说，毁掉了媒体人的职业之路；往大说…… ”

如是喟叹，透露的是对公共舆论环境人治色彩的不安。或许，从去年的“7·23”到今年的“7·21”，官方应当看到一条清晰的舆情变迁之路，那就是：“越透明越主动，越压制则越被动。”可以研判的一点是，当信息越公开透明时，舆论的偏向反而能够自发生出理性的声音，充分的讨论往往唤起个体的责任意识，在微博受到较少限制的那些时段里，倒是出现不少反思公民安全意识的讨论，也即是，开放的舆论和决策机制，有利于公民成长出分担社会风险的个体责任，反之则导致公民拒绝承担个体责任，而将社会风险全盘推给政府。

然而，应当透明到什么程度？决策的公共参与该如何开放？在当前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官方能否善于化解治理危机，应作出何种调适，需要政府部门以专业姿态，从历次危机当中汲取经验教训。

《舆情参考》201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