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概念，这里解释一下，所谓党媒，狭义指机关报，人民日报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都是党媒，这里的狭义党媒相对于市场化媒体，各类子刊，属于非机关报，走都市报、市场化路径的，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属于市场报。但是，如果讲广义党媒，则是说党管媒体，那么，所有公开发行的本土媒体，都是党媒。这个则相对于外媒，外媒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实际上也有受到管理。
而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则是诸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南方日报的区别。这些概念还是厘清一下为好。下列表述可能有混用，就不一一改了。我所指的，有竞争力的媒体，指中央媒体的能量不可小觑，央视、新华社，都拥有地方媒体难以比拟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
以下为微博合辑：
据说南周八个版的北京暴雨 报道被撤。看起来，这是逼纸媒要么破产要么造反了。纸媒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了，如此折腾一番，肯定玩不起。但是，现在纸媒的管理者，不是媒体人，他们是官僚，官僚的眼里，没有新闻也没有读者。只有，上面。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今天我会实地考察一下，去报摊同时买南周和三联，看看哪个能出报道。南周被撤稿的消息来源是该报员工。总有一天，最直接最核心的利益竞争，会导致纸媒纷纷抗命，这就是新闻管制与现时传媒生态格格不入的地方，计划经济管制方式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协调导致的冲突。至于追求新闻自由，另当别论。
一线采编是写字的人，他们的价值是自己的作品，而管理者却是官僚------官僚的利益是升迁和保住现有位置，这种组织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员工和领导的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极为罕见。
回复@守拙道人:无论什么媒体，无论立场是什么，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业务要批评（来自民间），但是，新闻自由，是任何一个媒体都有权利追求的。无论它是环球时报还是南方周末。//@守拙道人:挺有意思，左中右都在转评，共识大于分歧。//@守拙道人:挺有意思，左中右都在转评，共识大于分歧。（指我关于南方周末被撤版的那条微博，该微博被转发9334次之后，被隐藏了。）
对媒体的制约应当由公民团体来监督评估，由学界、读者的媒介批判运动来平衡，而不是公权力扼杀，一码归一码。南周的确被撤版，连社评印好也撤下重印，这当然要抗议。官僚的手，伸得太长了。
我早说过，党媒出现了双轨话语，这是一种不得以的调适，就跟韧性威权具备的调适能力那样。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新闻当立法。//@张志安: @人民日报开设官方微博，从此以后将逐渐出现两个版本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纸质版+人民日报微博版。后者因跟人民更靠近，所以必须更多说人话，而非官话或套话
人民日报开微博，亲自（这个词用得怪异，见谅）对北京暴雨进行舆情通告，这是官媒抢占话语权，重新树立党媒威信的举措，当然值得欢迎，但也要看到，新闻管制依然存在，这就令人忧虑恐将出现不公平竞争的局面，为何人民日报可发的内容，其他媒体未必能发（即便微博发）？权威性不是通过压制树立的。
实际上，一个相对健康的舆论环境，的确需要主流媒体以及它们拥有的权威性，这样社会舆论才不会极化分布，民粹的舆论才不至于成为主流，因此，我是乐于见到党媒出来和市场化（只是相对而言，其实都是党媒）媒体竞争的，但前提就是，大家应当获得公平的入场券，拥有报道权，包括异地监督。
如果真的放开自由竞争，地方媒体在重大事务上的报道，是可能竞争不过党媒的，诸如人民日报和央视，如果它们发力，其所拥有的资源和各种便利条件，地方媒体不是他们的对手，可以设想，经过一轮轮自由竞争，市场洗礼，地方媒体最终反而会自主选择【社区报】化，但你不给竞争，它们就被扼住喉咙，不服气。
在民主化进程中，党媒是最有可能蜕变成为公共媒体的，不要小看了党媒的能量和积累，一旦它们剥除党式话语，迎合民意，那么，党媒有它的权威性，这点地方媒体难以抗衡，当然，民主转型以后，它肯定不叫党媒了。目前地方媒体已趋于民粹化，这就是压制的后果。
这是一个先动政体还是先开放舆论的问题。这种后极权或曰新威权，不容许党外媒体的存在，但这种不容许，慢慢变成形存实亡，有了互联网，党外自媒体、党外舆论早就存在了，这种传播机制之下，还要苦苦守着几个纸媒宣称自己拥有宣传机器，最大损害不是受众，而是那些需要装模作样的传统媒体自身利益受损。
是的，我认为目前已有条件逐步放开舆论管制，推动信息公开制度化。实际上，新闻管制目前已被私意挟持了，譬如官员和企业主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张鹤慈：个人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关注点就是舆论自由和司法公正透明；这并不是一些人主张的需要推翻和打倒后才能够提的。他们的基础是私有化后的社会多元化。
更早前文章：
概要：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匪夷所思”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这一天叫“头七”，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轮番轰炸”、对“中国高铁模式”的反思，在官方看来犹如“脱缰的野马”，非拉回来不可了：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月30日凌晨，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至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无奈的抱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温州没有奇迹”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该报此举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闯红灯”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在微博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并骄傲地提醒读者：“看清了，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而是最终开印的”。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大崩溃”为题的封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高铁利益共同体”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发生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抗命”。网民们在微博上为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勇敢”致敬，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他们前赴后继，为新闻自由付出了诸多个人代价，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失灵”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10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除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涉及第二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关键因素：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感同身受”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评指出，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应对公共危机显得“笨拙”，继而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在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值得体味，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体制性拘谨”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后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环球时报》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圈内，时常是一个被拿来调侃的党媒标签，诸如“做人不要太环球了”。《环球时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主办与出版的国际新闻类小报，隶属党报，但又不算机关报，走的是诉诸民族主义的半官方半市场化媒体道路，其发行量据称非常可观，达上百万份。
总编微博“历险”转变话语 不过，自从其总编胡锡进上了微博之后，《环球时报》的社论指向有了微妙的调整。他们开始抨击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判断“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公信力缺失”，开始预警“舆论监督渐入中国吏治核心”，指出“以往省部级落马官员都是中纪委直接立案处理的，今后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同的个案：推倒某个高级官员的原动力来自互联网”，也就是说，他们过去对中国社会基本面信心爆棚的姿态有所调整，不得不开始承认民意的力量。 这种变化与该报自称社论主笔的总编胡锡进上微博的经历，恐怕不无关系。从遭遇极大挫败感、被骂得狗血淋头到逐渐转变话语方式迎合民意，胡锡进的微博体验甚至惊动了南方媒体，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人物周刊》以胡锡进为封面人物，专文记叙其微博“历险记”。所谓“历险”，指的是这一类官方色彩极其浓重的人物，一旦上诸如微博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容易产生广场不适应症，诸如作家余秋雨就被网民骂跑、宣传部门官员伍皓也常被网民戏谑。在今年2月开博之初，胡锡进自称：“打开我的新微博世界，居然半天时间就有了5000多关注者，这真让我吃惊。看到很多留言，许多是批评我的。”短短4个多月，胡锡进的粉丝数量超百万，虽然他自诩对批评之声早有心理准备，但网民的抨击甚至攻击谩骂漫如洪水，想必对胡锡进来说，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可以说，在强大的民意汹涌之下，这些原本躲在体制内貌似“高枕无忧”的官方人士，在敞开的话语广场上，已经难以再固执己见，将原来体制化、官僚化的既定思维贯彻到底了。胡锡进的变化当然是显著的，但一个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的转向则恐怕是缓慢且起伏的，环球时报的社论仍然时不时冒出惊人之论，时不时成为网民调侃对象，但除了民族主义立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却越来越与南方自由派媒体人有趋同之势。甚至于，连被官方打压已经转战香港的网路维权人士北风都在新浪微博转发胡锡进的评论，人们戏称，终于达成“胡温共识”了（北风本名姓温）。 人民日报出现两种声音 其实，微妙的动向不仅仅从这位微博总编身上可见，就是一向被誉为代表官方权威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在传递着“双轨制”的声音。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纪闻”的评论文章，标题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指出“党纪不允许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看上去声色俱厉，不容有异议，次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却发表署名为“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文章，指出“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近日，人民网甚至发出评论文章《不要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文章说“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可以想见，在一个话语权日益扁平化的时代，想要垄断话语空间和控制政治生态的发展，已经不再如同机关大院时代那么具备强制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力在崛起，而聪明的体制内成员，则提前嗅到了这种变化的气息。
（原载《旺报》201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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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害怕放开管制会成为下一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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