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彭晓芸
　　
　　当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时，舆论一片赞美，她是任这一要职的第一位女性。两年后，她辞掉这一职务，回到了大学。这一次，她听到了不少刺耳的质疑，不少女性抱怨她失去了很好的机会，有的对她表示失望，她们认为，即便保持华盛顿的工作，也可以兼顾家庭，斯劳特的放弃让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这是女权主义的挫败。 
　　
　　“野心勃勃”不是一个坏词，至少在讲究性别公正“政治正确”的美国媒体语境里，这词是女权主义的宠儿，它彰显女权主义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大声宣告你的企图心吧，女人，需要获得社会地位和拥有公正的上升空间。
　　
　　正是这样的语境，斯劳特的隐退——尽管她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教授，但相比之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她还是遭受了不少关于她已经没有“野心”的责难。 
　　
　　终于，斯劳特决定主动迎接这场争议。今年七月刊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她的长篇文章“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讲述了一位身居要职的女性如何难以兼顾家庭的现实困顿。她所要抨击的是，长久以来，女权主义的乐观似乎倾向于鼓励女人去战斗，却忽视了这些难以平衡的问题，这种盲目乐观有可能掩盖了仍然严峻的女性职业环境。
　　
　　敏锐的美国媒体善于制造话题，他们注意到，来自另一位杰出女性的声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她就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在过去几年中，桑德伯格一直鼓吹女性为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她通过撰写文章和演讲，呼唤女性勇敢地接受工作机会。 
　　
　　争论蔓延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门户网站在节选编译该文时，把标题拟为“女人无法拥有一切”，一个强烈的诘问句式变成了苍白的事实判断，可以想象，多数讨论偏离了斯劳特的本意。斯劳特并不认为女人想要内外兼顾是痴心妄想，不值得追求，而是非常切实地分析了工作性质对一位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诸如，她提到回归大学教授的生活，虽然依然忙碌，但能够自主掌控的时间多了，而政府官员的工作性质则不允许她灵活安排自己的时间，她需要每周奔波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这让她的家庭时间一再被挤压。
　　
　　在精神内核上，斯劳特与桑德伯格的观点并没有强烈的冲突，相当一致的表现是：她们从来不掩饰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勃勃，当成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精英人物时，她们非常擅于运用这种影响力来为女性的处境说话，尽管角度可能不同。这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追问的是，中国的精英女性到哪里去了？“野心勃勃”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否被视为一种负面价值而抑制着？ 
　　
　　翻开中国的媒体，时常可以看到的是“嫁人成功学”的张扬。从名人邓文迪、伏明霞等被严肃媒体誉为“最成功的女人”、“最幸福的女人”，仅仅由于她们嫁了一位“著名的先生”，到一名普通在校大学生的婚恋故事，也被媒体以“真爱”颂扬。同样是大众文化场域，中国语境里的女性，依然作为对象化的他者存在，她们的核心价值，总是不离开“嫁人”路径的经营。 
　　
　　在话语和价值上，值得仔细辨析的是，虽然斯劳特和桑德伯格也很重视婚姻和家庭，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她们，对母职并未否认和排斥，不同的是，当她们讲述家庭时，她们是作为主体出现的，而不是任何依附关系的附属品。她们之所以被媒体关注，是由于她们本身如此出色------与她们嫁给怎样的人毫无关系。这就是大众媒体语境下，中西方女性出场机制的最大差异。 
　　
　　也许有人要否定这种微妙的差异，并说，中国的男女平等早就走得很远了。这恐怕是所谓“铁娘子”、“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革命话语造成的“美丽的误会”。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性别平权运动，并未消弭文化观念上持续而深邃的性别歧见，前者显得轰轰烈烈且可见，后者则幽暗漫长地潜流着。 
　　
　　如果不是生于30年代的资中筠也富有洞察力地看到这一点，成长于消费主义时代的我，怕是没有勇气作出这一判断，“潜流”会窒息我的声音。
　　
　　资中筠在访谈中这样讲：“（现在）不光是要回归家庭，女性要变成一个以色取人的对象，全是这种，所有的广告，包括连药物的广告……现在这种宣扬是大踏步的倒退。女的学历越高越找不着对象，这个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倒退。”
　　
　　资中筠讲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困境，它与政治运动过盛而社会运动跛足的历史欠账相关。即便是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在女权运动勃兴的台湾，性别歧见和价值扭曲的程度则要轻得多。台湾涌现了大批参与政治的女性政治家，野心勃勃的女性政治家并未被这个华人文化所排斥。这是因为，充分发育的女权运动，总是会在儒家妇德观念作祟的时候，站出来据理力争，施加社会抗议。这慢慢培育了一种小心翼翼的社会舆论，当公共舆论将女性物化的时候，遭致的抗议足以使得这些声音自惭形秽。 
　　
　　斯劳特和桑德伯格提出的议题走得更远，她们试图追问的是，迄今为止，还有什么因素阻挡女性“拥有一切”？企图“拥有一切”被作为一项正面价值大张旗鼓地宣扬出来，她们并未招致社会舆论的反弹，与此相反，当斯劳特谨小慎微地提出女性面临难以兼顾的困境时，人们抱怨的是，你的野心勃勃到哪里去了？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宠物”时代。当下的中国大众文化，正在被“剩女”等议题占满了性别议程的空间，“嫁人哲学”取代了“性别公正”议题的真正拓进。当女大学生们追捧着媒体塑造的“大学生妈妈”，诉说她们的大学生活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成为那个“她”——嫁了年长18岁的先生并生育了孩子的她，当女大学生们津津乐道于“嫁人要趁早”的嫁人经济学盘算时，当代中国性别问题的议程设置正在被消费主义和复苏的男权文化合谋着重构。 
　　
　　也许，讨论只有当某一天，中国的公共舆论开始热望野心勃勃的女性占据领导地位时，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的性别公正又迈进了一步。
　　
　　 
　　
　　《赢未来》2012年8月刊 卷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