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匪夷所思”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这一天叫“头七”，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轮番轰炸”、对“中国高铁模式”的反思，在官方看来犹如“脱缰的野马”，非拉回来不可了：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月30日凌晨，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至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无奈的抱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温州没有奇迹”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该报此举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闯红灯”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在微博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并骄傲地提醒读者：“看清了，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而是最终开印的”。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大崩溃”为题的封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高铁利益共同体”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发生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抗命”。网民们在微博上为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勇敢”致敬，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他们前赴后继，为新闻自由付出了诸多个人代价，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失灵”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10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除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涉及第二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关键因素：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感同身受”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评指出，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应对公共危机显得“笨拙”，继而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在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值得体味，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体制性拘谨”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后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