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彭晓芸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在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十年来从萌芽走向了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说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在线（online）的公共空间，在当下当无疑义甚至显得极为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社会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这种看起来已经非常蓬勃的多元交叉网络社会运动，会面临鸿鹄折羽的命运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络社会运动这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否想象，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部门干部，抗议者和诉求对象，甚至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开对话，而受害者、事件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微博的威力来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为了此次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络社会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此前，杨峰问责政府时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视频影像在微博广为传播，人们同情而又赞赏这位公民展现出来的现代公民意识。随后，杨峰真的来了！上了微博的杨峰给自己注册的ID是“杨峰陈碧”，陈碧是他痛失的太太的名字。有些网民希望杨峰持续抗争，为所有罹难者也为社会公义而发挥作用。但杨峰坦承：“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对不起大家，我自私了，我必须要为我死去的老婆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留了他,就是在给我机会去照顾他，我一定要做到，再次表示对你们的歉意。”网民多表示理解和宽慰，并接过持续抗争之棒，继续表达对真相的诉求，对救援不力的不满。
这样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封闭式的行动组织空间，它变得没有组织而多元交互依赖。这既扩展了抗争者的话语空间，但同时也方便了动态追踪甚至监控、防范，可以说，微博当前的技术条件让这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着透明、多元、无中心无组织的原生态，使得动员机制和抗议机制几乎同步生发。

管制微博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从熟悉“交通规则”到“驾车上路”，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真如广东政府所鼓励的，真正要发展民间组织，培育社会力，退出全能政府的超政府职能，需要各方条件的支持，其中，必然也包括社会舆论的鼓励，包括诸如微博广场的发育和锻炼。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远景，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络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络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它管道谋求出路。实际上，对于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局部的骚乱和暴力冲突一直在悄然发生，与温州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有关于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的事情也在传播，这是又一起可能会引起民意沸腾的事件。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联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这些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当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旺报》陆媒新视界 20110731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彭晓芸

23日20时38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很快，消息传至微博，舆论热切关注事态发展，网民们或悲愤咆哮或冷静分析，彻夜无眠。人们转发各种求助信息，很快就传来温州现场市民排队等待献血的图片，网民大赞温州市民行动力之迅捷。传统的新闻报道及公民行动模式，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了。

25日晚上，温州市民自发来到世纪广场为遇难者守夜，他们秉烛祈祷，动容泪下，在地上烛光拼成硕大的“7.23"字样以示纪念，市民的悼念活动再次通过记者及公民传递到微博，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次转发和评论，可以听得见是：公民在哭泣，公民在呐喊，他们唱起了国歌，他们期待着真相和正义。

此情此景，与去年“11.15”上海大火之十万市民鲜花行动，何其相似！

而这仅仅是当前中国社会力崛起的一个小小切片，它以积极的、多元的姿态展示着民间社会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公民诉求：他们不再仅仅关心自己吃饱喝足，他们还关切他人命运，共同承担着复杂社会背景下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危机与无常。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政治权利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壮大，社会形态不再是过去的扁平化格局了，从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者的蓬勃爆发至今日微博参政议政的火热程度，就可以窥见民意走向清晰的脉络。他们不仅渴望我的地盘我作主，也热切期待参与公共生活，渴望从多元共同体的建构和归属中体认个体价值，绽放个体生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社会力作为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也被社会学称之为“第三部门”或所谓“志愿性部门”（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体或民间组织概念），指的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相对于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强制力和市场的逐利本质，“第三部门”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力量而存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释放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力，1992年邓公南巡则是再次确认中国不排斥市场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方向。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高度凝聚、经济实力持续攀升，那么，社会力的萌芽至崛起则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了。

而今，在如何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路径上，中国人再一次面临抉择：治标不治本地问责地方官员了事还是追究事故与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基层维稳“产业化、利益化”绑架还是全面创新社会管理？压制还是建立民间利益博弈、意见表达的自主机制？做全能政府、揽无限责任还是释放社会力、鼓励民间组织成立？

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将是中国能否从政治力、经济力的强大走向社会力的强大的关键，从而夯实社会基础，找到一条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第三次转型之路。

为什么说社会力的壮大显得如此重要，如此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呢？因为无论从中国社会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好，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好，都证明了当政治和经济能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被压抑的社会力如果得不到释放，民间利益诉求会趋于暴力化的自力救济而不是有策略、制度化的理性博弈，如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局部骚乱或泄愤型暴力事件。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碍时，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的、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这是因为，很多平素也遭遇过不公的人们在这些案例上投射了他们的“命运共同体”感受，于是出现有的人将个体暴力抗命视为“英雄”予以赞美。

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出现更多诸如上海市民、温州市民这样“优雅”地表达哀伤的社会运动。

社会力的发展与否关系到该社会的文化健康与政治制度的健全。如何发展社会力，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容忍第三部门的发展，并使其发挥对社会整体的导航、协调作用，是诸多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关怀，也是一个社会从政治力、经济力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走向将社会力纳入制度化轨道的必然选择。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

                                       《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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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不应给暴力合理化任何借口

作者：刘康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挪威杀手布雷维克在宣言中写道：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这是这个“天堂里的杀手”的真实杀戮动机。在挪威这个西方人眼中最和平的国家里，以暴易暴的恶行突然爆发，的确令世界震撼。如果发生在美国，此事也许不会引发如此大的心理震荡。美国是一个枪杀案不断的国度，自从“9•11”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反恐”桥头堡，这一以道义和人权领袖自诩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向暴力主义方向滑落。小布什在发布反恐宣言时说漏了嘴，用了“十字军东征”这一字眼来形容反恐战争，暴露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恩怨，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任何改观。

　　人类至今依然依靠暴力、战争、杀戮来解决多数争端，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暴力却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共同价值零容忍的野蛮行径。没有哪个政党、阶级或团体会把暴力当作其终极目标。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也都会祭起捍卫正义、反叛压迫和侵略的大旗，把最终消灭暴力作为宗旨。虽然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必须厘清，但文明的逻辑毕竟不能认同暴力。走出暴力怪圈，摒弃暴力这一人类之殇，乃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问题。

　　去年我去了一趟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用彻底的工具理性来合理化种族灭绝的暴行，奥斯维辛的管理全盘遵循着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法则，恍惚中让我模糊了现代商学院的理念和纳粹工具理性主义的界限。当然，最根本的区分依然是暴力至上还是非暴力手段，但法兰克福学派哲人的沉思却时时让人警醒。毕竟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人类之殇和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均无法用理性全然解释得清。

　　另一让我震撼的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中营最多的参观者来自以色列，中小学生、大学生为主体。每个人背上披着两米见方的以色列国旗，或合唱，或举行烛光聚会。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纳粹大屠杀的追忆、祈祷、仇恨，无不在强化着复仇的种子。的确，犹太民族孕育了无数伟大的哲人和学者，涌现了世上最富有的金融家、企业家和媒体大亨，现代以色列也无时无刻不渲染其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可惜，中东地区的民族仇恨、种族仇恨、宗教仇恨，却从未有过真正化解的时刻。我百思不得，纳粹才是大屠杀的制造者，为什么跟其并无干系的阿拉伯穆斯林却最终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施暴的对象？中东战争的恩恩怨怨，极其错综复杂。从“9•11”到塔利班、“基地”组织，再到被美国先后斩首的萨达姆、本•拉登，他们都深深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无法脱身。

　　挪威的暴力杀戮事件告诉我们，今天谁都不能幸免暴力的怪圈。中国当然不是例外。中国的暴力事件不再仅仅是少数“疆独”和“藏独”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径。在高速狂奔的中国，社会共识越来越匮缺，不同阶层、地域、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分离越来越严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也越来越频发，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把建设法制社会和公平公正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去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成为高风险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出现的严峻现实。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存在着挪威杀手布雷维克这类的极端分子，也存在着孕育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形形色色极端势力的土壤。中国不曾给自己贴过“最和平国家”和“天堂般国度”的标签，法制不健全，权力超大的官方力量跟脆弱的民间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给中国暴力事件的产生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在此情形下，以暴易暴的逻辑很容易滋生蔓延。任何给予暴力和暴行以合理化借口的说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会有意无意助长暴力非理性的暗流。中国身处全球化进程的前沿，同时又已深入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纵深腹地，所以无论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极端诉求，还是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主义理由，都不得不在中国与全球化的纠结氛围中经过考验。换言之，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版的塔利班或草根民粹主义，同时也不可对民主自由主义的高调盲目跟随。

　　是否给暴力任何合理化解释，是否对任何暴力零容忍，就是我们对当前中国各种主张和主义的一个试金石。滥用公权力的暴行必须遏止，以反政府为名的暴力也绝不能获得豁免。中国不容忍暴力，人类不容忍暴力。暴力的对象往往是错置的，就像犹太复国主义的复仇靶子错对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塔利班“基地”组织错对了纽约世贸双子塔楼的普通人那样，更遑论挪威那些无辜天真的孩子们？▲（作者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王克勤事件：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陆媒新视界--
　　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来源：旺报 2011/07/24  
　　
　　彭晓芸
　　
　　近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调查报导多年的资深记者王克勤及其工作团队被该报宣布解散，继而，又传出该报总编辑张剑荆也被撤职，媒体人士和网民发起了对王克勤的声援，谴责《中国经济时报》这一决策“愚蠢至极，自损招牌”。
　　
　　很快，中国经济时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声明，声明称：「本报调整了报社内设机构，撤销特别报道组，该组原有人员按报社人事制度重新安排。这是本报向以经济类报导为主转型、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市场化财经媒体所做的正常的内部机构撤并和人员调整。…有一些人对此事予以不当联想和解读，并有人借机通过微博等管道发布不实信息，对报社领导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
　　   
　　声明措辞严厉，最后还声称对恶意诽谤保留诉诸法律追究责任的权利。这则声明在大陆新闻管制环境之下显得少见而诡异，媒体人时有被整肃，一般原供职机构自知理亏，属奉命行事或叫“配合作恶”，均作缩头乌龟状，少见如此高调回应舆论声讨。看起来，原单位似乎在尽力撇清政治因素，试图把事件定性为一般的人员结构调整。
　　 
　　在一个缺乏透明度和规则的社会，无论如何撇清，舆论选择宁可泛政治化解读也不会把事件视为正常人事变动，外媒解读也直接抨击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再降新低，直指执政党在整肃媒体人方面再造新案。
　　  
　　这一暧昧局面源自大陆长期以来在新闻管制方面的人治策略，即惩治媒体人并非通过制度化管道，而是经口口相传甚至各种暗示明示以规避个体的决策责任。如是一来，从明规则到潜规则之间的灰色地带就给具体的实施者以巨大的操作空间。
　　 
　　王克勤事件如同他调查的事件一样，本身也成为了近期大陆媒体圈的一件新闻，真相是什么？同样需要另一种“调查”。同时，有匿名人士披露《中国经济时报》的「腐败」和人事「黑幕」，但目前无从证实所披露内容真假，更加给事件蒙上一层迷离色彩。究竟是出于经营的利益考量，故意端掉长期不能带来利润恐怕还带来一点政治风险的王克勤调查小组，同时顺便撤换总编岗位，还是真的有所谓政治打压的“上面的指令”呢？这恐怕短期内都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答案。
　　 
　　熟悉大陆媒体近十年来发展格局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所谓“喉舌”正在日渐走向市场化，除了重庆近来走的是逆市场道路，全国多数原本就有一定市场经验和品牌积累的媒体，在过去这十年，已经陆续完成市场化改制，成为规模大小不一的利益主体，有的传媒集团正在积极谋求上市，如大陆最具知名度的传媒集团南方报业集团拟借壳*ST炎黄上市，日前最新消息是仍然在进行资产重组和等候当中。南方报业并非饮头啖汤，此时距离第一家传媒上市公司成都商报借壳上市已经过去了11年，而与同城媒体广州日报相比，也已经晚了4年。
　　  
　　在上市环境的要求中，扫清政治风险和地雷也成为保证政治正确以赢得上级信赖和支持的可靠前提。当然，王克勤所供职的《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尚未有上市实力，但从该报声明可以看出来，致力于市场化是其未来发展方向。这家由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自1994年创刊至今，并未真正走进大众传播视野，王克勤在该报的存在被外界视为一种「偶然的异类」，这得益于该报早前的社长包月阳的支持。而包月阳于2010年5月份被调离，有消息称包月阳曾签发“山西疫苗案”报导，山西省卫生厅指斥报导不实，这给报社带来一定压力。
　　  
　　可以想见，对于《中国经济时报》的主管单位以及利益主体来说，社会新闻调查是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领域，如果没有对新闻价值有一定认知，仅从经济理性和政治安全考虑，一些媒体经营者对这块弃如敝履也很常见。但频频撤换总编职位是否就是政治指令直接操弄？还是系统内部有人觊觎这一肥差而借政治之名篡权？这一切，均不得而知。
　　  
　　其实，关于大陆媒体的利益斗争以及媒体使命的异化，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尹连根几年前一篇题为《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的文章披露的现象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文章的结论认为：「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虽然这一结论稍嫌武断以及将理想与利益二元对立了起来，但不得不说，文章早就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大陆媒体人尤其是处于层级较高的媒体决策者、经营者越来越官僚化、资本化的现实。这一犀利的洞见在今天可谓日益显现，期间的逻辑类似于维稳机制的利益化、产业化，也就是说，中央层级关于政治上的稳定诉求到了具体的执行者手里，往往成为了牟利的遮羞布、挡箭牌。而这，恐怕是追求刚性稳定、韧性威权的执政党始料未及的局面，破题关键在于能否转化执政思路，开放言路，实现媒体管理及经营制度化、法制化，从而纠正宏观政治为利益团体谋私背书的体制性缺陷。
　　  
　　（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原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