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很久前的文章了，忘了贴出来。听闻所谓微博牌照问题，简直是赤裸裸的强奸，如果是真的。

概要：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新闻管制的路径依赖面临挑战

彭晓芸


这是中国近20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新闻管制下，一些媒体不但选择了抗拒禁令，坚持报道，还痛斥向官方发出了“匪夷所思”献媚之词的同行，质问为铁道部辩护的媒体“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这一幕发生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七天——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这一天叫“头七”，是一个安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央级媒体还是地方都市类报纸，都动用了大量的人马，制作了可观的版面和节目，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对事故罹难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的进一步拷问。


舆论对铁道部的“轮番轰炸”、对“中国高铁模式”的反思，在官方看来犹如“脱缰的野马”，非拉回来不可了：宣传部的禁令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来临的。


7月30日凌晨，大量媒体人通过新浪微博公开对禁令发出抗议，当夜被撤销的版面纷纷上传至互联网。在一片愤怒的抗议、无奈的抱怨和哀叹之声中，仍有不少媒体成功突围。《经济观察报》以“温州没有奇迹”的大篇幅专题报道深入剖析温州事故，同时刊发了对《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批评文章。


尽管事后流传的说法是，禁令下达时，该报已经付印。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该报此举是出于勇气，并将这篇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文章，视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的底线宣言。


“闯红灯”的并不只有一两家媒体。很多都市类日报依然进行动态报道，有编辑在微博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并骄傲地提醒读者：“看清了，这不是被枪毙的版面，而是最终开印的”。也有杂志拒绝放弃精心准备的专题。胡舒立带领下的《新世纪》周刊，就坚持推出以“大崩溃”为题的封面报道，详细报道了事故发生过程，同时通过深度调查，剖析揭露“高铁利益共同体”背后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食者。


中国媒体发生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集体抗命”。网民们在微博上为之欢呼，宣称要去抢购那些珍贵的报纸以示支持；娱乐明星如姚晨等人，也向媒体人致敬。也有人为媒体没有走得更远感到失望。一位香港观察者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不管是向媒体人的“勇敢”致敬，还是对媒体人缺乏集体抗争意识的批评，都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停下争取新闻自由的脚步；另一方面，集体抗争尚存在着复杂面向和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闻人个体的抗争一直与这个体制的颠簸同在，他们前赴后继，为新闻自由付出了诸多个人代价，而违背来自上级的宣传指令的集体抗争则需要更多的条件。类似这次温州事故的禁令大规模“失灵”状况，过去并非没有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10年的上海大火事件中，都有显著表现。集体抗争的必要条件是媒体总编们的坚持，以及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们的默许。而媒体总编和新闻内部审查者，通常只会在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时，才会倾向于不理会禁令。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观念。中国媒体人也认为，在重大灾难尤其是人祸面前，敬畏生命比敬畏上级更为重要。


或许有人会问，诸如矿难等灾难性事故似乎并不能导致集体抗命。除矿工作业被视为高风险职业的刻板印象等原因之外，这恐怕涉及第二个影响媒体人作为的关键因素：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认同。无论媒体人承认与否，“感同身受”作为集体认同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在这轮抗命潮当中，起着达成业界默契和集体动员的作用，悲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传递，很多媒体人感到：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危机的信号，连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体制性缺陷的吞噬，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一轮报道和评论当中，即便代表喉舌声音的《人民日报》也发出文章，呼告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则试图在双轨的政治话语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发出饱受诟病的为高铁发展代价辩护的文章，同时却发出一篇获同行认可、被读者传诵的社论文章，这篇题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评指出，部分政府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态度上有根本错误，应对公共危机显得“笨拙”，继而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


这被认为是党媒也在对新闻管制表达微妙不满的信号。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大潮中日益成为利益主体，面对读者的民意诉求和市场的广告诱惑，影响力即是生产力，真实而勇敢地表达民意、追求真相是与媒体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密切挂钩的。而来自宣传部门的管理模式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与媒体发展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诉求可谓是长期冲突的。


《环球时报》社论所言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之下就颇值得体味，它既可以指市场经济格局与“体制性拘谨”互相不适应的大背景，也可以指资讯流通如此发达的“后互联网时代”------一个人人可上微博，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难以垄断信息发布和流通渠道的时代了。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2011年8月4日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摘要：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关于媒体人抗争哲学的三言两语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此说拿来解读媒体人被再三打压为何不抗争，甚有道理


我不幸进行过很小很小的抗争实验，但这种抗争，除了特别特别挚爱的同事，小团队支持我，基本上，抗争是让你孤立的。甚至于包括不相关的同行，也会孤立你，他们有一种自辩逻辑，首先是丑化抗争，将抗争视为高调，张扬，炒作，排斥你，厌恶你。


然后，他们构筑一种低调的美学，为不抵抗进行辩护，说那是风轻云淡，是襟怀开阔。抗争的人，反而成为了斤斤计较了。可是，谁又知道，抗争是放弃交易的，恰恰是损失经济利益的。


他们认为抗争了损害品牌，内部人也会给予压力，让被辞职的人不要抗争的。有些离职的人还得进行悲情辩护，为组织说话，为品牌说话。就是说，很多人已经迷信品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受不了报社被批评，连被议论都不行。其实，和党国体制已经同化了。


实际上，我从来认为离职跟品牌两回事，如果真是上面干的，跟品牌没啥关系。


关键还是在于这种事件是组织进行过一定的抵制和努力之后无奈面对，还是这个组织内部就在借机搞权力斗争。如果是后者，尤其是无能者、小人倾向于趁机搞走一个团队里较有业务实力的人，那么，这个组织恶质化，出品质量下降即是必然的。如果是前者，抗争之后走人，后来者仍然秉持职业理想，那么，品牌依然是靠具体的作品来支撑起来的。


抗争是为了从业的后来者，谋求明规则，拒绝和抵制潜规则，增加透明度，增加打压成本。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谋求政治资本。实际上，这种虚拟的政治资本毫无价值，媒体人并不是政客或政治活动家，区区一个离职事件，不能让个人增益半分。你的能量，依然在于你的言论和作品，而这些，是需要靠实力的，不是靠忽悠，需要诚实地面对业务上的不断学习，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