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规则”爱好者，民主才有希望

做个“规则”爱好者，民主才有希望

2011-02-28 06:21 星期一 

　　

彭晓芸

这两日，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某微博大户“织”了一段时间“围脖”之后，由于对其屏蔽、删帖的不透明小动作的不满，我宣告停止更新以示抗议，诉求的目标，不是立即去掉这一中国特色的网络审查制度，而是希望他们做到告知和不“忽悠”，即便把微博视为一个游戏，也要有关于公平游戏的规则。这在国内并非没有企业做到，另外一个知名小区，就可以做到隐藏或删除你的微博，发系统消息通知，且附有操作的管理员编号，还可以申请复议，取回你的微博。

当我发出停止更新的抗议之后，既有赞赏的网友，也有不少人认为我简直是不谙国情，小题大做，太较真了。很多劝慰挽留我的人，他们的理由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平台，做更重要的事情，潜台词里面，自然有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味。我不是说这样的策略毫无道理，也不是认为只有“用脚投票”一种抗议剧码——诸如萧瀚以“转世”的方式来标记被限制的次数，如今已经到了“萧瀚微博四十世”，这就是一种更积极的抵抗方式，更不是说追求民主大业遥不可及，不是当下的议题，只是想要从这一现象，获得一个自我教育和文化反思的视角。

中国人是“潜规则”爱好者

在中国社会，经常会听闻这样的事情，公务员考试要找后门，生孩子要给红包，买火车票要托熟人，乘电梯不靠右边站，开车随意变道……甚至于，想做好事也得绕个弯子，先破坏规则拉好关系做好铺垫。如果你规规矩矩行事，你会发现寸步难行，哪里都有挖好的坑让你一头栽进去，人们莫不沮丧。久而久之，不守规则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谁在这个时候——尤其是找了个比较小的议题来认真，那么，人们就会笑你“傻”了。

这其实是国人的普遍心态，不管消极抵抗还是积极抵抗，在更多的人那里，可能有点庸人自扰。只要不是毒奶粉，不是强制拆迁，不是贪污巨款，不是杀人越货，实在不值得抗争，国人设置的底线在一步步下移，忍功了得。这其实都是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基因在作怪。简言之，中国人似乎不是“规则”的爱好者，他们对规则不太感兴趣，更注重实际的结果。当然，这里的规则，指的是明规则，而不是潜规则，如果指涉潜规则，那么，文章标题可以改过来：中国人是“潜规则”的爱好者。

至于什么是潜规则，这里不必赘述，应当说，我们每个人都深谙其道，只不过有的人聪明善用，有的人笨拙不善变通。“聪明”的人如唐骏，“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笨拙”的人如方舟子，不讲人情世故，常常让中国人咬牙切齿，认为他简直较真得不像中国人（因为往往是老外搞起学术批评才丝毫不留情面，不讲私谊）。

民主转型就是规则建构运动

那么，昭彰的“真规则”到底重要不重要？想必在社会治理制度化程度高的地方生活过的人，都会深有体会：文明社会简直就是由一堆“烦死你”的规则建构的，且不遵守的代价极高。但在法治仍有待完善的中国，规则往往被弃如敝履，缺乏对规则的恪守和建设。

其实，民主转型的过程，何尝不是一场规则的建构运动呢？假如当我们发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所停滞，公民社会的发育刚刚萌芽却又饱受内外交困的夹击，可能容易发现，除了“体制性拘谨”（学者孙立平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过分估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恰当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结果是使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向前推进的倾向”，这种现象，他称之为“体制性拘谨”）的根本原因，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则是其自身的公民意识仍然有待养成。前者需要政府摘下“维稳紧箍咒”，让民间社会释放活力，这非民间可左右，需视乎政府的政策考虑；而后者主动权则在民，也是当下公民社会自力救济和公共意识转化的关键所在，值得引起关切。

从厦门PX化工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等项目的集体抗议，到去年的上海大火十万市民献花行动，以及近期的新闻热点——钱云会事件引发的“公民观察团”，公民力量应当说在强有力生长中，但比较让人忧虑的是，这些公民力量目前仍然缺乏从公民行动发育为社会运动的内在能量和外在土壤。公民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发的公民抗议或公民诉求，后者则是提出要求的持续运动，组织化程度较高。但是，目前的困局在于，政府方面基于追求稳定的强烈动力压抑了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持续社会运动需要社会成员对于规则的高度认同和建构能力，这方面民间意识则远未觉醒。如此双重桎梏之下，企望由散发的或匿名的集体抗议行动而转化成为真正的社会变革，恐怕并不现实。

如香港学者张德胜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追求稳定的秩序情结，他通过这本书把中国思想中的“闻乱色变”心理情结阐述得很到位。如果对照这些年中国所呈现的维稳力度，可以说，渐渐走入死胡同的维稳逻辑和维稳情结，确有其内在的政治动力和文化渊源。吊诡的是，一个追求稳定的社会，按理也应当是一个爱好规则的社会，可是从官方到民间，规则却形同虚设，常常被无情践踏。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其实他们追求的稳定，并不是真正的井然有序，而是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表面上的宁静，却忽视了里面正在沸腾的一锅粥随时可能引爆。如果当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法以获得社会共识的规则来缓和与归置，公民社会蠢蠢欲动的能量没有得到释放，那么，这个国家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

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曾经指出，中国政治秩序的特征一直都有能力维持（并且在某些时候甚至是激励了）大规模的大众抗议而同时不破坏掉体制的基本支柱。在她看来，只要中国的大众抗议是针对“人”而不是“规则”，那么，所谓的社会变革，就始终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维度来看，学会抓住规则作技术性抗争，是比较可为的空间。如近期广州人大会议“晒”缺勤代表，将出勤情况在媒体公布，这与台湾由40多个民间团体结盟成立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公布立法委员出勤统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在于，后者由公民发起，社会参与度更高。又有院士钟南山大曝亚运经费问题，也引起了高度关注，这些，都是对规则的强烈诉求。

　摘下“维稳紧箍咒”，“激发社会活力”

当下房价高企，中国社会买不起房的人占了多数，但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什么成形的、针对此一议题的社会运动在这片土地上被激活起来，除了“恨爹不成钢”的抱怨和“买还是不买、房子都在那里”的网络喧嚣，似乎我们只有“宣泄”这一种抗议模式，而对有趣的、试图解构现实困顿的公民行动到社会运动完全缺乏想象力。而在社会运动活跃的台湾地区，早在20年前，就诞生了著名的“无壳蜗牛”运动。1989年8月26日，有别于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台湾人发起了一场非常软性且带着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万人夜宿忠孝东路”， 四五万人如骨牌般依次躺下，还保证“睡姿优雅” ，场面蔚为壮观。同年9月28日，又发起了“百对无屋佳偶结婚典礼”，新人在帐篷“洞房”，为他们的爱情留下了带着几许辛酸却又无比丰满可爱的影像资料，成为那一段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有力见证。

如果按照大陆的“潜规则”，人们要问这些社会运动有用没用？如果没用，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那不过是行为艺术，有什么意思？庸人自扰，多此一举！确实，“无壳蜗牛运动”要说成效，这一系列轰轰烈烈富有想象力的社会运动，是直到20年后的今天才产生真正的政策影响的。借着被视为2012年选举前哨战的2010年“五都选举”，他们向政府提交了建议书，一周后，2010年10月，马*英*九会见了“社会住宅推动联盟”代表，承诺采纳其“社会住宅”计划。

一项运动，坚韧地爬行了20年，留下了公民社会焕发活力的火种，衍生了三个至今发挥作用的组织，连接社会、知识界与官方，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有的务虚（作政策研究），有的务实（如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等寻找廉租房的崔妈妈基金会）。

如果更细致地了解“无壳蜗牛”运动的20年史，恐怕我们不得不对隔岸的同胞那惊人的创造力和毅力表示敬意，更为重要的是，这20年，他们摸索出了“规则”，光是议事规则就有厚厚的一叠叠章程、手册，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后来者在那些既有规则上践行，发展，便有了丰硕成果。

如果以为规则是现成的，那只能是认可目前暮气沉沉的社会“潜规则”，继续做沉默的大多数，缺乏建设社会、公民自治的想象力。如果认为社会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每个人都可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展出对“明规则”的渴求，进而越来越对“潜规则”零容忍。

所谓的民主，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而它的好处在于“透明”，在于它最大限度拒绝“潜规则”。

从温家宝提“政改”到胡锦涛提“社会管理”，其中有一个要点值得民间社会加以最大化运用的，就是胡锦涛提出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这一表述可理解为中央政府也并不乐见一个死气沉沉、鸦雀无声的民间社会，谁也不愿意当信息难民。而某些官员为了保一方“平安”、为了保自己任内人民不出声，不抗争，运用他们手里不受监督的权力滥用国家机器乃至社会力量来进行高压维稳，实际上就是试图对着活力四射的猴子，念紧箍咒让他安静，但这不是真正的和谐。“猴子”由于头痛而不得不停下来，只会在紧箍咒的间隙激起更大的反弹，可以说，以念紧箍咒为手段的维稳已经成了政治上最大的不道德，只会窒息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智慧，从而使得这股社会力永远也转化不成良性的政治力，恐导致即便自由转瞬降临，整个社会也准备不足。

    民间社会如何在体制框架中谋求社会变革的时间和空间，这需要理性思维、柔性思维以及足够的专业能力。即是说，民间应当在敦促政府治理“专业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过程中，也学会以“专业化”（鼓励精英参与、分领域实践公民权益非暴力抗争、细化诉求）运筹社会运动，提升官民博弈的技术含量，这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未来民主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